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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以来，儒、道、释三教盛行，泛滥成风，在当时问世的各种医书中以及一些著名的医家身上都受了影响，存在着封建糟粕，这是我们在整理古代遗产时，所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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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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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医学宝库中，包含着各少数民族的贡献。生活在西南一带的藏族人民，在长期的生话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经验，如用酥油止血和青稞酒治疗外伤等等。藏族有着天葬的风习，经常解剖尸体，故对人体生理解剖学有着比汉族更为清楚的认识。8世纪时，藏族对人体神经的分布和功能，已有较深的认识，认为从脑部发出条条“白脉”（神经往往是白色的），支配着全身各个部位，一旦“白脉”有病，受其支配的肢体的相应部位就麻痹或发生运动障碍；并且知道有跳动的动脉和不跳动的脉（静脉），指出这是流通气血的管道。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近代生物学才了解到胚胎发育过程重演了生物进化史上的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三个阶段，而在一千两百多年前，藏族人民已认识到人类胚胎发育经过38周才成熟，其间经历了鱼期、龟期和猪期，这是藏族人民在生物学史上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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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汉藏两族联系密切，医学交流比较频繁，藏族的医药学得到迅速发展，既吸取了汉族的经验，也吸取了邻国印度的经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藏医学体系。8世纪左右著名医学家宇陀·元丹贡布编成的《四部医典》（藏名《居悉》）是藏医学的经典著作，奠定了藏医学的基础。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对病因病理、诊断和治疗、药物方剂、卫生保健、胚胎发育等都有详细的记述，书中所载药物，包括内地出产和西藏特产近一千种。《四部医典》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它传入蒙古族地区后，蒙古族人民结合本民族经验，发展成蒙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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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断方法上，藏医除采用与中医相似的望、闻、问、切外，还有尿诊。利用清晨起床后第一次小便做标本，通过观察尿的颜色、气味、泡沫、漂浮物、沉渣以及加其他物质后的变化，来判断病症。这种诊断方法至今在医学上仍经常使用。藏医用药方法有多种形式，以丸药最常用；除药物治疗外，还有穴位放血、穿刺术、灌肠、冷热敷、导尿、熏蒸治疗、药水浴身、油脂疗法等，有的至今仍在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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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后，藏医学继续向前发展。17世纪出现了包罗藏医学全部内容的彩色挂图，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同时还出现藏族画家丁津诺布画的位置较准确的人体解剖图，图中用红字标骨骼，蓝字标脏腑，黑字标肌肉。这些图形，对于普及医学知识，进行形象教育，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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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8 丁津诺布画的躯干解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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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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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中外交往和科学技术交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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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交往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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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除短期间受阻隔外，这条陆上通道基本上畅通无阻。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我国处于分裂和战乱状态，但“丝绸之路”上中外的交往依然不绝。隋唐以后，在这条通道上的交往更加频繁。通过“丝绸之路”，我国与中亚、南亚、伊朗、阿拉伯、直至欧洲都保持着联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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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我国的造船技术有很大的进步，海船已用桐油石灰艌缝，海鹘船两舷置有浮板，以增加航行的稳定性，因而以抗沉性能强、稳定性好而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利用日、月、星辰来确定航行方位的天文航海技术亦已进一步熟练。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达，海上航路继续得到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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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交通中，商业性交流异常活跃。我国出口的商品仍以丝织品为大宗，瓷器已开始出口，此外还出口有纸张及各种工艺品，受到了各国的欢迎。同时从各国进口了香料、药材、珠宝、玻璃器皿、纺织品以及特有的动植物品种等。有大量的外商来到中国经商，其中不少长期留居中国或在中国定居下来。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都市是外商聚集的地方，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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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各国间的密切交往，科学和技术的交流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我国科学技术成就向外传播，在世界科学技术史和文明史上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又从与之交往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中，吸取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充实我国的文明宝库。这种中外科技交流的盛况，一直为世界各国史学界所赞叹。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教授在谈到唐代日本学习中国文化时说：“唐朝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学习唐朝也就间接地学习世界文化。”【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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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朝鲜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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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朝鲜山水相连，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处于分裂状态，朝鲜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分立的情况下，双方仍然有着经常的来往。梁朝的工匠有被邀到百济的，百济还采用刘宋时较先进的元嘉历，我国的医药、丝织和造纸技术的新工艺都传到了朝鲜。在新罗统一朝鲜之后，两国关系更加密切。新罗的工艺品、药材等都大量输入中国，史称新罗“所输特产，为诸蕃之最”【96】。开元年间，新罗使者带来了牛黄、人参、朝霞、油牙、纳、镂鹰铃、海豹皮等；天宝年间，这些物品继续输入。9世纪中叶，大批朝鲜侨民居住在山东、苏北沿海一带，有的经营水运，有的务农，对中国东部沿海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唐朝的科技文化对新罗有着很大的影响，大量书籍输入朝鲜。新罗在统一朝鲜半岛前，就派人来唐留学，统一朝鲜后，更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唐。开成五年（840年），新罗留学生和其他人员回国的就有105人。这时期，我国的天文、历法、算书、医书都大量进入朝鲜。七八世纪时起，新罗还吸取唐朝的教育制度，在“国学”设立算学科，置“算学博士若助教一人，以《缀经》、《三开》、《九章》、《六章》教授之”【97】。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规模和布局，亦为朝鲜在都市建设中所吸取。寺院建筑技术也传入朝鲜，现存韩国的一些砖塔，式样是仿照唐代砖塔建造的，都是方形、楼阁式、叠涩出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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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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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日本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较大的发展。在通过朝鲜与中国进行间接的交往的同时，日本加强了同中国的直接联系。曹魏景初二年（238年），日本就曾遣使者到魏都洛阳，赠送物品，魏明帝以精美的丝织品和铜镜等回赠。自238年到248年的十年间，两国使者往返就达6次之多。4世纪时，不少中国人经由朝鲜移居到日本，带去了先进的养蚕、缫丝、纺织、陶瓷、农业生产技术等。7世纪中叶，日本以大唐国为楷模建立法制完备的天皇制国家的大化革新进行以后，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奈良时代的日本统治阶级极其热衷于吸取中国文化，“越是中国风味的，就越受古代贵族们的喜爱”，“越是中国式的东西才是古代日本的贵族文化”，“他们醉心于此：只要是唐朝的东西，不论什么都要尽快地传进来”【98】。唐代日本共派遣了19次遣唐使，有大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随行来中国。仅702年至777年之间就有6次，随行每次多达四五百人。除对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吸取外，唐时的科学技术成就都被及时的介绍到日本。在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以极大的热情求取唐代的典籍，或者抄录，或以重价购求，或为赠送，因而大量的中国书籍进入日本，其中有很多天文、历法、算学、医药、音律等方面的著作，如有《周髀》、《九章》等十部算经及其他算书，有天文著作461卷，有各种历法，有医药著作1309卷，还有不少农学和其他著作，如《齐民要术》。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历法为日本所采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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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历法在日本连续使用了近1100年之久，【99】其中以徐昂宣明历的影响最大。8世纪时，日本仿效唐国子监的教育制度，设有算学和医学，并规定了必修的教材、学习年限和考试方法等。如在《大宝律令》中，制定有医药职令《疾医令》，规定医学生必修《素问》、《黄帝内经》、《明堂脉诀》、《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书。我国名僧鉴真赴日本后，带去不少医书，大力传授中国医药学。日本留学生中也有深通医药又到中国深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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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建设中，日本也以唐时的都城为样板，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如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唐长安城、洛阳城而建设的。平城京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有序的棋盘状。城北边正中是宫城，四周唐式官衙和贵族邸第围绕。寺院也是仿效唐代寺院形式而建成的。例如奈良法隆寺，从平面布局到细部构造都是仿照唐代建筑式样建造的。平面以塔和金堂并列，成为殿塔并列的布局，与唐代的寺院布局一致，台基、殿身、梁架、斗拱、屋顶以及装饰等都与唐代建筑式样一致。奈良唐招提寺则是鉴真及其弟子依据唐代寺院而建成。我国的漏刻、测影等仪器，造纸法，印刷术，制水车、瓷器、铜镜、兵器等技术都在唐时传入日本，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如日本的《类聚三代格》卷8记载了日本天长六年（829年）五月《太政府符》命作水车，称：“耕种之利，水田为本，水田之难，尤其旱损。传闻唐国之风，渠堰不便之处，多构水车，无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间之民，素无此备，动若焦损。宜下仰民间，作备件器，以为农业之资。其以手转、足踏、服牛回等，备随便宜。若有贫乏之辈，不堪作备者，国司作给。经用破损，随亦修理。”此外，茶种也由高僧最澄带回日本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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