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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朝鲜山水相连，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处于分裂状态，朝鲜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分立的情况下，双方仍然有着经常的来往。梁朝的工匠有被邀到百济的，百济还采用刘宋时较先进的元嘉历，我国的医药、丝织和造纸技术的新工艺都传到了朝鲜。在新罗统一朝鲜之后，两国关系更加密切。新罗的工艺品、药材等都大量输入中国，史称新罗“所输特产，为诸蕃之最”【96】。开元年间，新罗使者带来了牛黄、人参、朝霞、油牙、纳、镂鹰铃、海豹皮等；天宝年间，这些物品继续输入。9世纪中叶，大批朝鲜侨民居住在山东、苏北沿海一带，有的经营水运，有的务农，对中国东部沿海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唐朝的科技文化对新罗有着很大的影响，大量书籍输入朝鲜。新罗在统一朝鲜半岛前，就派人来唐留学，统一朝鲜后，更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唐。开成五年（840年），新罗留学生和其他人员回国的就有105人。这时期，我国的天文、历法、算书、医书都大量进入朝鲜。七八世纪时起，新罗还吸取唐朝的教育制度，在“国学”设立算学科，置“算学博士若助教一人，以《缀经》、《三开》、《九章》、《六章》教授之”【97】。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规模和布局，亦为朝鲜在都市建设中所吸取。寺院建筑技术也传入朝鲜，现存韩国的一些砖塔，式样是仿照唐代砖塔建造的，都是方形、楼阁式、叠涩出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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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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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日本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较大的发展。在通过朝鲜与中国进行间接的交往的同时，日本加强了同中国的直接联系。曹魏景初二年（238年），日本就曾遣使者到魏都洛阳，赠送物品，魏明帝以精美的丝织品和铜镜等回赠。自238年到248年的十年间，两国使者往返就达6次之多。4世纪时，不少中国人经由朝鲜移居到日本，带去了先进的养蚕、缫丝、纺织、陶瓷、农业生产技术等。7世纪中叶，日本以大唐国为楷模建立法制完备的天皇制国家的大化革新进行以后，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奈良时代的日本统治阶级极其热衷于吸取中国文化，“越是中国风味的，就越受古代贵族们的喜爱”，“越是中国式的东西才是古代日本的贵族文化”，“他们醉心于此：只要是唐朝的东西，不论什么都要尽快地传进来”【98】。唐代日本共派遣了19次遣唐使，有大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随行来中国。仅702年至777年之间就有6次，随行每次多达四五百人。除对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吸取外，唐时的科学技术成就都被及时的介绍到日本。在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以极大的热情求取唐代的典籍，或者抄录，或以重价购求，或为赠送，因而大量的中国书籍进入日本，其中有很多天文、历法、算学、医药、音律等方面的著作，如有《周髀》、《九章》等十部算经及其他算书，有天文著作461卷，有各种历法，有医药著作1309卷，还有不少农学和其他著作，如《齐民要术》。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历法为日本所采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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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历法在日本连续使用了近1100年之久，【99】其中以徐昂宣明历的影响最大。8世纪时，日本仿效唐国子监的教育制度，设有算学和医学，并规定了必修的教材、学习年限和考试方法等。如在《大宝律令》中，制定有医药职令《疾医令》，规定医学生必修《素问》、《黄帝内经》、《明堂脉诀》、《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书。我国名僧鉴真赴日本后，带去不少医书，大力传授中国医药学。日本留学生中也有深通医药又到中国深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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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建设中，日本也以唐时的都城为样板，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如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唐长安城、洛阳城而建设的。平城京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有序的棋盘状。城北边正中是宫城，四周唐式官衙和贵族邸第围绕。寺院也是仿效唐代寺院形式而建成的。例如奈良法隆寺，从平面布局到细部构造都是仿照唐代建筑式样建造的。平面以塔和金堂并列，成为殿塔并列的布局，与唐代的寺院布局一致，台基、殿身、梁架、斗拱、屋顶以及装饰等都与唐代建筑式样一致。奈良唐招提寺则是鉴真及其弟子依据唐代寺院而建成。我国的漏刻、测影等仪器，造纸法，印刷术，制水车、瓷器、铜镜、兵器等技术都在唐时传入日本，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如日本的《类聚三代格》卷8记载了日本天长六年（829年）五月《太政府符》命作水车，称：“耕种之利，水田为本，水田之难，尤其旱损。传闻唐国之风，渠堰不便之处，多构水车，无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间之民，素无此备，动若焦损。宜下仰民间，作备件器，以为农业之资。其以手转、足踏、服牛回等，备随便宜。若有贫乏之辈，不堪作备者，国司作给。经用破损，随亦修理。”此外，茶种也由高僧最澄带回日本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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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9 奈良法隆寺五重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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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印度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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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北朝佛教在中国盛行以来，我国与毗邻的文明古国印度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不少僧人互相往返，两国间的学术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交流。5世纪以后，印度的数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大约在6世纪时创立了位值制数码（即现代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的前身），建立土盘算术，算术、代数、三角学都有迅速发展，并在以后的时期里经由阿拉伯国家辗转传入欧洲，促进欧洲中古时期数学的发展。而位值制、土盘算术都似乎变到中国筹算方法的影响，其他如分数、弓形面积、球体积、勾股问题、圆周率、一次同余式、开方法、重差术等方面也都可以找到中国数学的痕迹【100】。最早在中国创立的十进位置制记数法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各种运算方法，经印度、阿拉伯国家而西传，这或者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数学，同时也是对世界科学和人数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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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天文学和数学也传入了我国，据《随书·经籍志》所录，天文类有《婆罗门天文经》20卷、《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30卷，《婆罗门天文》1卷，还有《摩登伽经说星图》1卷；历算类有《婆罗门算法》3卷，《婆罗门阴阳算历》1卷，《婆罗门算经》3卷。印度天文学家有的曾在唐朝司天监工作，主要的有瞿昙、迦叶、俱摩罗三家，而以瞿昙一家最为著名。开元六年（718年），瞿昙悉达奉诏将印度的九执历译成汉文。贞元时译有《都利聿书经》2卷。9世纪初年，来华的印度僧人金俱咤在《七曜禳灾诀》中，提出了以节气为每月之首的阳历系统。但由于我国的数学和天文体系与印度不同，所以印度的天文、数学在我国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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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医学，特别是外科治疗手术，在5世纪时已经相当成熟。当时问世的论外科医学著作《苏色卢多》（Susruta）中，描述了约121种外科用具和手术方法，如割治疝气、白内障等，并有一些关于解剖、生理、病理的论述，记有七百余种药物。随着佛经的翻译，印度医学传入中国，仅《隋书·经籍志》记载，就有《龙树菩萨药方》4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卷，《婆罗门药方》5卷等。印度的医学在我国医学中有着较大的影响，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的百一生病说，就是来源于佛教医学学说。特别是印度眼科的传入，促进了我国眼科治疗的发展。在唐时，我国出现了关于眼科的专著《治目方》5卷，眼科治疗取得很大进展，如治白内障的手术，有“金针一拔日当空”之赞。印度的外科、催眠术、心理治疗、按摩法和医方也都在我国得到介绍。同时，我国的药物，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等都进入印度，被称为“神州上药”。我国名僧义净在印度期间，经常用中药为人治疗，受到印度人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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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唐时我国的纸张和炼丹术已传入印度，优美的丝织品也继续输入印度。而印度的制糖技术受到唐政府的重视，唐太宗曾派人到印度，“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柞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101】。我国的佛教建筑，更是汇融了中印建筑的精华，成为建筑史上别开生面的一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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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亚、西亚各国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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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关系，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到隋唐时海路交通也已相当发达。中国的丝织品大宗地输入这些地区，并转运到非洲和欧洲。这时，波斯已掌握了丝织技术，能织造品质优良的“波斯锦”，并且输入中国。波斯的丝织品结合其纺织传统，把丝线加拈得比较紧，织法采用斜纹重组织，纬线起花，夹经常用双线，因而别具一格。我国的丝织品亦吸取了波斯的艺术风格，织出了具有波斯图案的丝织品，有些织物还采用波斯纬线起花的斜纹重组织。近年来在新疆一带“丝绸之路”上，发现了不少南北朝、隋唐时代带有波斯图案的精致丝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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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伊斯兰帝国（我国史称大食）迅速兴起，它在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后，东灭波斯扩展到中亚、南亚，西扩至北非并越海发展到比利牛斯半岛。我国与阿拉伯早有来往，唐时两大帝国的势力在中亚互相接触，关系更加密切。751年，两国在怛罗斯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发生军事冲突。这次不幸的战争，在中国与中世纪伊斯兰国家间的科技交流上却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战争中，唐军统帅高仙芝的军队受到大食与诸国的夹击，唐军大败，大批兵士被俘。在被俘的兵士中有不少造纸、纺织等各行业的工匠，因而我国的造纸和纺织术传入了中亚、西亚各国。11世纪阿拉伯著作家塔阿里拜（Thàālibì）根据前人的著述说，由于被俘的兵士中有些能造纸的人，在撒马尔干（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设厂造纸，驰名远近。造纸业发达后，纸遂为撒马尔干对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出口品。造纸既盛，抄写方便，不仅利济一方，实为全世界人类造福。8世纪末，在巴格达建立造纸厂，据传还招有中国造纸工人。随后，造纸业在大马士革也发达起来，纸张输至欧洲各地，造纸术从而先后传入欧洲各国。怛罗斯战役后流落在中亚十年的杜环，曾说到他在大食时看到“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吕礼”【102】。织造工人在阿拉伯为发展当地的丝织业作出了贡献。此外，中国的陶瓷制造技术、炼丹术和硝等药物，都在唐时传到阿拉伯一带；而阿拉伯的珍宝、玻璃器皿等，同时通过陆路和海道不断输入我国。大食的“猛火油”（即煤油）传入中国后，我国很快就认识到煤油遇水后火燃烧得更猛烈，并在战争中应用。《吴越备史》记载说：“火油，得自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其他如浑提葱等都在唐时传入我国，成为我国人民常用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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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方面，中国与阿拉伯也不断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中医体系中的脉学，大约在唐时就传入阿拉伯。被阿拉伯人称为“学术界的领袖和王子”的著名学者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所著的《医典》（al Kanun），是阿拉伯的医学经典著作，它大体上取代了古罗马著名医学家盖仑的著作，是12世纪至17世纪中东和西欧的主要医书，影响阿拉伯及欧洲的医学教育达数百年之久。在《医典》中，就记载有脉学，其中许多脉象是采自王叔和《脉经》中的描述。关于糖尿病的症状和病因，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已有记述，在卷5《消渴候》中，说“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并指出此病是由于“肥美之所发”，“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而关于患者尿是甜的，在唐初成书的《必效方》就有记述，以后孙思邈进一步总结了该病发病过程以及药物、食治等疗法，又规定了饮食、起居的某些禁忌，对此《医典》中亦有记载。此外，对于麻疹的预后和用水蛭吸毒以至中国药物等医药知识，在《医典》中都有反映。中、西亚各国的乳香、没药、血竭、木香、胡卢巴等许多药物和一些药方，也大量输入中国，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留居中国的波斯人李珣著有《海药本草》一书，专门记述由海外传入中国的药物。另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中亚、西亚传入我国的医药典籍，有《西域诸仙所说药方》、《西城波罗仙人方》、《西域名医所集要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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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 阿拉伯医学文献中记载的中国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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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中叶，印度僧人由新疆把蚕种带到罗马帝国去，从此，欧洲开始了丝绸的生产。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东罗马帝国遣使来唐，带来了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信答聘，赠送了绫绮。中国与东罗马帝国建立了直接来往关系。这时，中国的丝织品仍大量地通过波斯和阿拉伯进入罗马帝国，据《通典》记载，罗马人“又常利得中国缣素，解以为胡绫、绀绫，数与安息诸胡，交市于海中”。罗马的医药也传入了中国，特别是所谓的“穿颅术”，被称为“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103】，实际上应是眼外科手术或放血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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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隋唐时期的中外科技交流对于中国和世界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既说明了中国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对中国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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