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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又有王彦恢于1132年造旁设4轮每轮8楫的“飞虎战舰”。这是一种小型车船，四车船。12世纪中，杨幺农民起义军中的木工高宣，在两个月之内，创造了大小车船十余种之多。当时车船的车数，一般有4车、6车、8车、20车、24车、32车等多种。大中型车船能载战士二三百人，最大的车船能载千余人，长36丈，宽4丈l尺。大型车船一般长二三十丈，吃水一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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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年的襄阳之战，张贵制无底船百余艘，中竖旗帜，军士立于两舷，引诱敌军跃入溺死。这是一种当中无底、两舷有站板的特殊形式的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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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水军配备的战舰有：海鳅、双车、十棹、得胜、水哨马、水飞马、大飞旗捷、防沙平底等各种战船。官方船只有暖船、浅底屋子船、腾浅船、双桅多桨船、大小八橹、海鹘船，以及破冰船、浚河船等特种船只。民间船型更多，或以用途取名，或以形状取名，或以设备取名，船型有千百种，名称也有千百种。我国古代船型到宋代已经达到了发展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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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遣使出洋，除必要时由官方特别制造巨型海船“神舟”以外，一般多雇用民间大型海船，加以装饰彩绘，称为“客舟”。《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称：“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以整木巨枋制成。甲板宽平，底尖如刃……每船十橹，大桅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后有正柂，大小二等。碇石用绞车升降……每船有水手六十人左右。”至于特制的神舟，其长度、宽度和深度往往是客舟的两三倍。1078年，安焘出使高丽在明州（今宁波）造万斛船两艘。1122年，路允迪、傅墨卿和徐兢出使高丽，又造两艘神舟，形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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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我国远洋巨型海船，根据有关记载，船底和两舷用两层或三层木板，有四层舱室，共有房间50～100间左右，一般4～6桅，每船8～10橹，每橹4人。甚至有一船20橹的，每橹10～20人。船舱间隔都采用水密隔舱，各舱严密分隔，虽一舱两舱破损，只限于这一舱两舱进水，而不致全船沉没。宋元时期，我国远洋海船的巨大坚固和水密隔舱所得到的航行安全的保证，在当时曾受到中外人士的一致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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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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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福建泉州湾发掘了一艘宋代海船，尖底，船身扁阔，头尖尾方，龙骨两段接成。自龙骨至舷侧有船板14行，1—10行由两层船板叠合而成，11—13行则以三层船板叠合。并以搭接和平接两种方法混合使用。用麻丝、竹茹、桐油灰艌缝。全船共分13舱，复原后的泉州古船长34.55米，宽9.9米，排水量374.4吨，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形制，船板二层或三层叠合，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十分吻合，从而证明了历史记载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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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江苏扬州施桥镇发现宋代内河木船一艘，用楠木制造，船长24米，中宽4.3米，深1.3米，两舷各有大撒4根，榫接和钉接并用，油灰艌缝。无论从历史记载或考古发掘两方面，都说明了宋元时期造船技术，在船舶性能和船舶结构各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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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处州知州张在造大船以前“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而金代张中彦也曾制造船舶模型，“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结构十分精细小巧。这是船舶技术发展的又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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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造船数量甚大，宋政府粮纲有漕船6000艘。元代马可波罗在武昌估计当地每年上下行船只总数在20万艘以上。【14】军用船只方面，宋金战争和宋元战争当中，出动战舰常达数千艘甚至万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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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造船场遍布全国，以华中及华中以南各省为多。其中又以浙江的温州、明州两处造船最多。宋代全国各地每年造船3000多艘。元代每年造战舰5000多艘。新船型不断涌现。宋元时期，无论从船舶的数量或质量上都体现出我国造船事业的高度发展。船舶巨大坚固，以及船舶动力、船舶性能、船舶结构、水密隔舱、航行安全稳定等方面所表现的技术进步，长时期内得到国际上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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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我国造船技术日益完备，达到了如此高度的水平，并非幸致，而是经过很长时期的艰苦努力才达到的。从上古时代的筏和独木舟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造船技术已具有相当规模，能够进行近海航行了。内河航运也逐渐兴盛起来，到秦汉三国时期，我国造船技术的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南方造船事业不断地扩大，汉代楼船的广泛进展，船尾舵的出现，高效率推进工具橹的出现，风帆的进步和有效利用，印度洋沿岸远航的成功等等都是我国古代造船技术成熟的标志。又经过两晋南北朝的不断进步，到唐宋时期已经逐步达到高度发展的地步。唐代是宋元时期造船技术高度发展的准备阶段，如唐代李皋创造了轮桨船（即车船），到宋代，车船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唐代有海鹘船，到宋代则又有新样铁壁铧觜平面海鹘战船等各种新型海鹘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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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造船技术自古以来就具有优良的传统和民族的特色，自成体系。西方木帆船其纵向主要构件是龙骨；而我国木帆船，如南方的尖底海船不仅靠龙骨，更依靠两舷大檄的夹持（大榴是船的两舷水线附近坚强有力的前后纵通材，成株巨木直压到头），北方平底海船则依靠更多的大撼的夹持。西方木帆船横向主要构件是一条一条的肋骨；而我国木帆船横向强度靠短间距的横舱壁，在受力较大的地方，更设有粗大的面梁。西方木帆船船壳板的连接采用搭接方式；我国木帆船的船壳板的连接，多采用平接方式。平接方式要比搭接优越，西欧船只到11世纪才开始采用平接方式。在航海方面，用指南针导航，用船尾舵掌握航向，以及有效地利用风力是远洋航行的三大必要条件，这在我国都先后发明与具备了。而我国的指南针和船尾舵西传之后，在15世纪，西方的木帆船才开始了海上的远航，从而开辟了一个航海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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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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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雕版印刷的盛行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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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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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基础上，宋代的雕版印刷术更加发展，趋于鼎盛。当时的河南、四川、福建和浙江印刷业最发达。河南汴梁（今开封）是北宋都城。浙江杭州是南宋都城。福建建阳是造纸手工业的中心。四川从五代起就是重要的出版事业中心，雕版中心原在成都，以后移向西南方的眉山。同时在广东等地甚至海南岛都有刻本书出版，可见宋代雕版印刷的盛行。金代雕版中心在平水（山西临汾），元代雕版中心仍在杭州和建阳两地，历久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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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雕版良工大多荟萃于杭州，刻印了经书、史书、子书、医书、算书以及文集等。浙本字体方整，刀法圆润。宋初，最艰巨的雕版工程是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于成都开始板印全部《大藏经》，计1076部，5048卷。历时12年才雕印完工，雕版共13万块。南宋于1132年有王永从在湖州刊刻佛藏5400卷，一年之内即告完工，可见刻工之众多和技术之熟练。据记载雕印大部头书笈，往往集中刻工120人至160人。当时出现了一批名刻工，蒋辉就是这时最有名的刻工之一。有的书甚至有妇女刻工参加雕版，如李十娘、谢氏、徐氏等。当时出版事业之兴旺与文化之发达，于此可见。宋代刻工技术优良，纸墨装潢精美，后世藏书家对宋版书十分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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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雕印全部大藏经，并先后赠送了5部给高丽。辽藏又称契丹藏，系根据宋藏翻刻。当时用糯米胶调墨印书，这是辽代印工的新创。金代有崔法珍印藏经进于朝廷。金代除翻刻佛藏外，道藏经板也先后刻了六七付。西夏不但累次向宋朝要佛藏，并用西夏文译印佛经，以及《贞观政要》、《论语》、《六韬》等汉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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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中心。明代设立经厂，永乐的北藏，正统的道藏都是由经厂刻板。清武英殿本以及雍正的龙藏，都是在北京刻印。至于南京方面，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又成了彩色套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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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金刚经注》已用朱墨两色套印。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就发展成五色合印和五色套印。先是在一块木板上涂几种颜色印彩色画，如1605年，刻工黄刻的《程氏墨苑》就是这样印制的。这比欧洲最早套色印刷的《梅因兹圣诗篇》早117年。稍后便发明了分色分版的彩色套印木刻。这时流行的“饾版”，是用几块版甚至几十块版来表现画的各种色彩和深浅浓淡。如1627年，胡正言所刻《十竹斋笺谱》，同一花瓣能分出深红、浅红和阴阳向背。1644年，续刻笺谱，又兼用“拱花”法。“拱花”就是凸印，将纸压在版面，用力压印，使花纹凸起。无色凸印有白云、流水和叶脉之类。木版印刷技术到这时已臻于高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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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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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虽然一版能印制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但很费工费时，大部头书往往要花费几年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地方。印量少又不重印的书，版片用后便成了废物，给人力、物力和时间都造成了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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