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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我国水利事业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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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在黄河和海河流域开挖并修竣了许多河渠和水道，使黄河南北不少地区均得到灌溉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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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初，福建省莆田县兴修的木兰陂，更是一座有代表性的引、蓄、灌、排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九百多年来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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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陂的堰闸式陂首能把引与蓄、蓄与泄统一起来，既可备旱，又可排洪，收到了防洪、灌溉、航运、水产等多方面综合利用的效果。陂址选择在河流较宽直的地段，水流平缓且地质基础又好，体现出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合理性。枢纽工程既能适应洪枯流量相差极大的特点，又能利用洪水排沙，避免淤积。堰闸式坝段的砌筑方式具有稳定性大、能分段跌水消能、保护坝身安全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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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1世纪中，北宋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有一万多处，灌田三千六百六十多万亩。南宋水利工程继有兴修。12世纪初潭州修复龟塘灌溉农田一百万亩。眉州通济堰、兴元府山河堰都灌田二三十万亩。淮东绍熙堰的修建，则使数百里内无缺水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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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我国沿海地区修塘捍海，同样是重要的水利工程。11世纪初浙江地区征民工几百万，以一年时间修成浙江捍海塘。当时海塘是土塘，而海潮之来，素称奇观，远望一线海波迅如奔马，霎时之间，叠浪排空，惊涛拍岸，非常壮观，与之俱来的极大冲击力，常造成巨大的破坏。在1034—1037年以及1041年，又两次修建石塘。宋代，还修建了通州、楚州捍海堰，这些水利工程挡住了海潮的袭击，保障了农业生产。泰州捍海堰在12世纪中叶和13世纪初又经两次重修，比前规模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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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还留下了有名的水位站的遗迹，吴江水则碑即为其例。该碑上记有：“横七道，道为一则。以下一则为水平之衡，在一则高低田俱无恙，过二则极低田渰（淹没）……过七则极高田俱渰。”并记有1194年和1286年最高水位处，为水文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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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后，在隋代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的基础上，截弯取直，自临清以南选择了山东丘陵以西的平原地带，开济州河、会通河等与江苏的运河河道相连，凿成京杭大运河，纵贯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由于大运河穿过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条巨大的江河，工程非常复杂（如穿过黄河的设计和施工就是一项重大工程），辟水源，保水量，更是运河工程的关键所在。元代在开凿大运河时，较好地解决了这些工程技术问题，保证了运河的通航。京杭大运河建成以后，一直到京广铁路和津浦铁路修成以前的600年中，它始终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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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医药学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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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中国医药学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医学教育、理论、临症各科的诊断治疗，以至本草、局方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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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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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的本草著作，首先应加以注意的就是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四川成都一个医生唐慎微所编写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以下简称《证类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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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政府很重视各种医药书籍的修订。在本草方面，第一部是宋太祖开宝六至七年（973—974），刘翰、马志等奉勅以唐《新修本草》和《蜀本草》为据，修成的《开宝本草》21卷，载药物共983种。第二部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掌禹锡、苏颂等在《开宝本草》的基础上，奉勅修成的《嘉祐本草》20卷，所载药物增至1082种。《嘉祐本草》成书后不久，宋政府又仿唐《新修本草》附“图经”的做法，由皇帝下诏，命令各地州郡绘该地所出产的药草图送到开封。最后由苏颂将之整理而编纂成了一部《图经本草》。它的优点是忠实地转载了各州郡所绘送的药草图，一种药草名称下，往往载有几个图样，苏颂都各为之注明产地；缺点是把一些同名而异物的植物形状、颜色等不加区别地描写到一起，而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植物。本草书经过宋政府组织人进行了二次大规模的增修后，比以前完善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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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30年，唐慎微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修纂成《证类本草》，除目录1卷外，共计31卷，六十余万言，收录药物一千七百多种。《证类本草》集录了历代本草的序例，百病主治药，服药食忌例及药物畏、恶、须、使等，使人们对历代本草的源流和药物之配伍禁忌等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唐慎微除在书中收录了宋以前诸家本草的主要内容外，又采用了古今单方，并经史百家中有关的药物。明代李时珍评价说：“……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54】《证类本草》不仅总结了过去本草的特点，而且有进一步的发展。它本是私人著作，后经宋政府为之整理出版，成为私著官修的本草书了。先于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刻板印行的，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此后，在大观本的基础上又两次加以修订：政和六年（1116年）的重修本称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的重修本则改名为《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证类本草》在封建时代很受重视，屡次被修订再版，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没有问世之前的几百年中，一直是本草学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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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证类本草》有相为补充发明之功的《本草衍义》，系政和六年（1116年）寇宗奭所撰著。此书收载药物虽只有472种，但援引辨证，有很多独到之见。寇宗奭在书中还推翻了前人的性味说，创立了气味之论。他还认为治病用药，须看病人的虚、实、老、少，病期的长、短，以及药物毒性的大小等，斟酌而用，不可拘泥于成法，这是很符合科学的见解。《本草衍义》和《证类本草》在医药学上都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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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四大家和医学流派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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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中医分科增加一倍甚至两倍以上，由唐代的四科（医科、针灸科、按摩科、咒禁科）发展到宋代的九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咽喉科、疮肿兼折疡科、金镞书禁科），到元代又增至十三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杂医科、祝由科、禁科）。分科愈细，钻研愈精。这时医书的编纂，临床经验的总结都又有了新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医学理论有较大发展，并产生了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学派，即所谓的“金、元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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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四大家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和朱震亨为代表。他们的总出发点都是我国传统的《内经》医学体系，但又各从不同的侧面继承并发展了《内经》的医学理论，使我国医药学的体系发展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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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完素（1110—1200），字守真，金代河北河间人。他精研医学，拒绝做官，在民间行医，很受欢迎。他研究《素问》达35年之久，加注两万余言，以阐明其精华所在。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素问药证》，以及《伤寒直格》、《医方精要》、《宣明论方》、《三消论》等书。当时传染病流行，他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重视致病原因中的火、热因素，主张从表里两法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他提出了一整套治疗热性病的方法，对寒凉药物的应用具有独到的研究，被称为“寒凉派”。实际上，他并非只重寒凉，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用药之寒凉或温补，只是用寒凉药更加得心应手。他承认运气的正常规律而不机械搬用，指出了运气有常有变，从而使“运气学说”获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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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从正（1156—1228），字子和，金代河南考城人，主要著作有《儒门事亲》15卷。他继承和发展了刘完素的医学思想，认为邪去身安，不能怕攻邪伤身而养病。他主张用汗、吐、下三法，指出凡风寒初感邪在皮表者应用汗法，继而风痰宿食在于胸膈上脘的用吐法，寒湿痼冷或热在下焦的用下法。他对此三法的临床应用确有精到之处，遂有“攻下派”之称。同样，他并不单纯地致力于攻伐而摒弃补益之法，认为凡对五脏有助益的均可以称补。这对临床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但其三法实际上还不能代替八法，所以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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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杲（1180—1251），字明之，金代河北真定人，师承刘完素。刘完素重视脏腑虚实，能根据气候、体质而灵活用药，对药物的性质又有新的阐明，这对李杲很有启发。李杲以《内经》理论为基础，结合实践，形成独创的见解，强调脾胃的作用；并认为“元气”是人生之本，元气充足与否决定了人体健康与疾病，而脾胃则是元气之源，“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如果“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55】。从而建立了以脾胃立论，以升举中气为主的治法，分别补益三焦之气，而以补脾胃为主。后人称之为“补土派”或“温补派”。李杲著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等。他虽强调升阳补气，但有时也用苦寒降火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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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震亨（1281—1358），字彦修，号丹溪，元代浙江义乌人，是刘完素三传弟子，又旁通张从正、李杲之学，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医药著作。他结合三家学说，倡泻火养阴之法，进一步发展了刘完素火热学说。他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56】，因而主张以补阴为主，多用滋阴降火之剂。后人称他为“养阴派”（或称“滋阴派”）。他创制了“越鞠丸”、“大补阴丸”、“琼玉膏”等养阴药剂，主张灵活用药，因病制方，反对宋代局方滥用辛燥药物的风气，能革新药物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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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内科各家以外，宋、元时期儿科学也有巨大的进步，在儿科诊断上总结出观察指纹的新方法。当时儿科大夫已能区别天花、麻疹、水痘等传染病，各有专门疗法。儿科著作亦不断出现，著名的有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陈文中的《小儿病源方论》、《小儿痘诊方论》及无名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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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学著作《洗冤录》和解剖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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