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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大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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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外贸易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于纺织品的需求量大大增高,原有的手摇纺车以及脚踏三锭纺车所生产出来的成品已不能满足纺织手工业的需要,于是提高纺纱的速度与质量的问题,成了社会提出的急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在宋代终于出现了用水力发动的多锭大纺车。王祯在他的《农书》中曾经对水力大纺车的结构作了简单的介绍,这种纺车可以安装32个锭子,利用水力或畜力发动。王祯赞扬这项发明创造“更凭水力捷如神”,同时极力推广这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希望能够做到“画图中土规模在,更欲他方得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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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及织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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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在纺织技术上最重要的成就,是纱罗锦缎等织物的织造方法和提花工艺。棉织业也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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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纱罗。我国早在殷周的时候,就有了利用简单纱罗组织织作的绞纱织物。后来经过汉唐等各个时期的不断发展,在宋代已经达到十分纯熟的程度。新品种大量涌现,均具有较高的织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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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8 水转大纺车(采自王祯《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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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纱均是以2根或3根经线为一组起绞而成的。1975年曾分别在福州的南宋黄升(女)墓和金坛的南宋周瑀(男)墓出土女衣334件,男衣33件,大部分是用绞纱作原料裁制的。其中有一种亮地提花纱,是属于稀经密纬的纱(15×21),充分地显示了绞纱的特点,具有良好的透明和飘逸的效果。此外,有两种牡丹芍药山茶蔷薇罗也非常出色。中国古代织物的纹样,在宋代有很大变化。此前,大都是以图案花纹为主,自宋代起则极力追求写实。这两种罗的花纹,不仅生动活泼,而且花回循环较大,竟达六十余厘米,超过唐以前任何一种同类产品。很显然的是花本的编制加细,通丝数相应地增加,因而织作物也更为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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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锦。宋代的织锦技术较前又有很大发展。南宋时锦的品种已有四十多种。著名的“苏州宋锦”和南京“云锦”,都是在宋代开始出现的。宋锦以用色典雅沉重见长,云锦基本是重纬组织,而又兼用唐以前的“织成”的织作方法,用色浓艳厚重,别具一格。元代又发展出一种“金锦”,是用金银线作花纬或地纬织成的,显得更加富丽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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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缎。缎是中国古代最华丽和最细致的丝织物。缎是在绫织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缎纹组织作地组织。缎织物当时叫“纻丝”。用缎组织织作的织品,比其他任何组织的织品,均更为平滑而有光泽。织物的立体感很强,特别是在织进不同颜色的纬丝时,底色不会混浊,可以使花纹更加清晰美观。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在织物组织上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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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缂丝。缂丝是我国独特的纺织工艺品。宋代缂丝织制品多半以唐宋名画,如山水、楼阁、鸟兽、花卉等作底本,有很高的艺术性。但缂丝的制作工具十分简单,只用一台织平纹织物的小木机和十几把小木梭,在一根纬线上分段设色,然后用各色小梭分别织造,即可织出与原作几乎完全相同的织物。缂丝既是纺织产品,又是工艺产品(缂丝又称刻丝或克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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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9 缂丝莲塘乳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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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棉纺。宋代棉花种植得到推广,棉织业亦随之发展起来。南宋时,滇、桂、粤等省的斑布已名闻全国。13世纪末棉织业在松江地区开始发展起来,出现了轧棉工具——搅车。其两轴回转方向相反,喂入棉花以后,互相挤压,则籽落于内,棉出于外,生产效率较原来提高数倍(原来是用手摘去棉籽的,如《辍耕录》所称“初无踏车、椎弓之具……用手剖去棉籽”)。另一项革新是绳弦大弓的出现,它一经出现便迅速地代替了原来的小竹弓。“绳弦大弓”振幅大而有力,每天能弹棉6~8斤。到元末明初,又进一步出现了木制弹弓,用木椎、蜡线弦,更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使松江渐渐地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以致松江布有“衣被天下”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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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中外科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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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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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既使宋元时期国内商业发展的规模远远地超过唐代,同时也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把中外的交流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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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政府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认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57】。宋廷既然以海舶通商收入为一大财源,因而多方奖励与扶持,以广招徕。987年,宋太宗派宦官8人分四纲,到南海各国招徕商人贸易。此后,即开辟了四条主要的海上交通线,已如第二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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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通商的国家达五十多国,南宋海船开往通商贸易的国家也有二十多国。泉州的阿拉伯人公墓,泉州和其他城市的阿拉伯建筑,以及南洋一带印度洋沿岸和非洲国家出土的宋元瓷器,都是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兴盛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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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宋代制度惯例,海舶发航,对番汉纲首、作头、梢工人等设宴犒遣。如番舶遇风损坏,官方设法拯救,捞到的货物召保认还。如官吏非法剥削以致亏损,许番商越级申诉,处分贪官。宋政府采取了种种招徕、保护与奖励的办法,海上贸易日趋繁盛。元代的海外贸易保持了宋代的规模,也是很兴盛的。元政府规定舶商、艄公、水手人等,其家属一律免除差役,以示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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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我国海外贸易不断发展。北宋初年,海外贸易通行货物37种。到南宋绍兴初年增至二百几十种。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又迅速增加,粗细货物共达320种。贸易范围不断扩大,商业往来日益频繁,外贸收入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北宋政府外贸税收由每年30万贯增至50万贯,到南宋更增至每年200万贯,占全国各项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仅广州一港,在1140年市舶税收就达110万贯,超过国库总税收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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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在北宋是全国最大港口,外商很多。到南宋,在广州和泉州都设置“蕃坊”供外商居住。同时,还设立“蕃市”和“蕃学”,可见当时外商人数之多。当时的外商在中国居住5年、10年的很多,甚至有居住五世以上的。南宋时期,泉州和广州市舶“物货浩瀚”;到元代,泉州成为世界两大贸易港之一,经常停泊大帆船百艘,小帆船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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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兴盛,中外人士往来频繁,外国人在中国长期居留,甚至在中国政府担任官职。此外,中外商船海舶的船长、水手、商人等互相往还,这些都对中外科学技术的交流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促进作用,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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