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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不断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若改用经过接种多次的痘痂作疫苗，要安全得多。如清代朱奕梁在他的《种痘心法》中说：“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这种对人痘苗的选育方法，完全符合现代制备疫苗的科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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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明人痘接种法之后，很快就传播到世界各地。首先来我国学习的是俄国医生。俞正燮《癸巳存稿》中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俄国遣人“至中国学痘医”。不久又从俄国传入土耳其。1717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蒙塔古夫人在君士坦丁堡学得种痘法，随即传入英国和欧洲各地。18世纪中叶，人痘接种法已传遍欧亚大陆。该法也从我国直接传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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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英国人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发明牛痘接种法，1805年由葡萄牙商人传入我国。因为牛痘法更加安全，就逐渐取代了人痘接种法。科学成果应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从历史上看，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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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总结性著作《外科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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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学在明代的成就可以著名医家陈实功的著作《外科正宗》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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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实功（1555—1636），字毓仁，又字若虚，江苏南通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专门研究外科，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断实践，在外科理论和外科手术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晚年的时候，他认为如果把自己多年的经验和体会留传下来，可能“不无小补于人间”。于是把外科大小诸症，分门别类地从病理、症状、治法、典型病例以及药物的炼制等一一记载下来，有些还编成歌诀以便记诵，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写成《外科正宗》4卷付印。全书论及外科各种常见疾病一百多种，并选入很多自唐至明代以来内服、外敷的有效方剂，内容十分丰富，后人称赞这部著作：列证最详，论治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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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实功的外科医术相当高明。他成功地完成过难度很大的断喉（因外伤或自杀切断气管）吻合术。为了更好地摘除鼻息肉，他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设计了一件既简单又精巧的手术器具。这件器具就是两根用丝线相连的细铜筋，筋头各有一小孔，用丝线系孔使两筋相连，连线长可5分多。手术前，先滴麻药，然后将两筋头伸入鼻内，用丝线把息肉从根部绞紧，然后向下一拔，息肉马上就可摘除。以上手术在《外科正宗》中都有记载。书中所记特别值得重视的还有：下颌骨脱臼整复法；咽喉和食道内铁针取出术；痔瘘的治疗和挂线疗法；对于各种肿瘤病，如筋瘤、血瘤、气瘤、骨瘤、粉瘤、发瘤等的记述；关于皮肤病的治疗记述最多；强调外科治疗必须重视调理消化机能和饮食营养等。陈实功和他的著作对于外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外科正宗》是后世外科医生的必读书，清代各种外科著作，如《外科大成》、《医宗金鉴·外科心得》等，都采录了很多陈实功的有效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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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地方志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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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著作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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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又称方志或地志。“志”是“记”的意思，所以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的情况的著作。我国历代都有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有关这方面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清代以来，遂有研究地方志的定义，沿革、体例、内容以及编写方法等，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方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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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的名称，起源很早。《周礼·春官》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的记载。所谓“四方之志”与“邦国之志”的内容，从后人对《周礼》的注释和研究来看，主要是对一定地区的史事方面的记述。有人认为现存最早的地方志著作是《越绝书》和《华阳国志》，又有人认为是《山海经》和《禹贡》。从地方志的发展过程来看，早期的“邦国之志”或与《越绝书》等的内容比较接近，以记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主。后来随着封建政权向中央集权发展的需要，在战国和秦汉时期出现了像《禹贡》和《汉书·地理志》这样的全国性区域志著作，记述了疆域沿革，山川、田赋、物产等与地理有关的内容。东汉以后由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记载地方的风俗、物产、山水、人物等地记性质的著作相继出现。从隋唐到北宋，由于封建统治的需要，编修过大量图经。南宋以后图经中的文字说明已经自成体系，相当完备，而图却无足轻重，以至不必有图，就改称为地方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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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的编纂，虽有政府主修和私人编著的不同，但是不论是官修或私修的，在体例和内容方面都大同小异。隋唐以前私人著述较多，隋唐以后就以官修为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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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根据所记的行政区的不同，凡全国范围的多称一统志，省一级的称通志，省以下有各府志、县志以及都邑志、镇志、道志、卫志、乡村志等。此外，还有专记山水、海塘、古迹、寺观等的志书。各种地方志中，县志是数量最多的一种。地方志大都记述疆域、建置、山川、名胜、水利、物产、赋税、职官、人物、风俗、艺文和祥异等，可以说是介绍一定地区基本情况的综合性著作，以备封建统治者施政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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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以来，地方志著作大量增加，特别是明清两代编修的地方志最多。我国现存的地方志中，明清时期的占90％以上。清代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纂修一统志，每次都命令全国各地先修地方志，从而促进了地方志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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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76年的统计，我国现存地方志总计有八千多种，其中明代的将近一千种，清代的五千五百多种。在地区分布上，无论内地和边远地区都有地方志，特别以河北、江苏、浙江、四川、江西、山东、河南、广东等省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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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科学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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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虽然不是科技著作，但其中有许多非常宝贵的科学史料。例如在山川、水利、物产、人物、祥异等方面的记述中，有关天文、地学、生物、水利工程以及科技人物的生平等史料相当丰富，可以大大补充“正史”和其他史书的不足。如果系统收集古代关于自然现象出现异常的记载，地方志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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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天象记录是研究天体运动和演化的宝贵材料。由于有些天象的发生，具有局部区域可见的性质，因此地方志中的记载就更加可贵了。我国有世界上最早和最系统的日月食、太阳黑子、彗星、新星、超新星、流星雨和极光等观测记录。历史上的上述天象情况，在地方志中保存下来的很多，如与“正史”中的记载相比，它的重要性在于以下三点。（1）有些记载比“正史”详细。例如1361年5月5日的一次日食，《元史》只记“日有食之”，而民国《上海县续志》中的记载就详细得多。“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朔日，上海县日未没三四竿许忽然无光，渐渐作焦叶样，天且昏黑如夜，星斗灿然，饭顷方复旧，天再开，星斗也隐，又少时乃没。”这是因为县志收集了当地学者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对于日食的详细记载。至正二十一年，陶宗仪正在松江居住，一定是一位日食的目击者，所以留下了这条宝贵的史料。（2）补“正史”和其他史书之所无。如1566年2月出现的太阳黑子，“正史”没有记录，仅见于地方志。在乾隆《顺德县志》中记有“明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初十日，日中有黑子，大如卵，摩荡五日乃灭”，又道光手抄本《龙江乡志》记这次“黑子掩日，自初十至十五日乃灭。”如果不查地方志，就无法得到这项材料。（3）与“正史”记载相辅相成，能更好地说明问题。例如1363年4月6日发生的极光，除在《元史》和《续文献通考》中都记有“大同路夜有赤气亘天中侵北斗”之外，还有几部地方志如《怀来县志》和《宣府镇志》等的记载都与“正史”完全相同。由于有地方志的记录，为这次极光的可见区域留下了确切的纬度范围（北纬40°以北）。又如1533年10月出现的一次举世闻名的流星雨，除《明史》记载“嘉靖十二年九月丙子，四更至五更，四方大小流星纵横交行，不计其数，至明乃息”之外，在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以及内蒙古等十几省区的一百多个府县志中都有记载，其中增加了有关光、声和方向等内容，为研究不常出现的流星雨提供了更多的珍贵史料。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已经利用地方志中记载的极其宝贵的天象资料如超新星、太阳黑子、极光等作出不少很有价值的科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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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中反映区域特点的地学史料也很多。历史的记载对于分析自然环境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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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所记的地学史料有关于经济地理（如人口、物产、交通）和政治地理（如疆域、形势、建置沿革）方面的，也有关于气候、水文、潮汐和地震等方面的。所有这些史料对今天进行经济建设以及探讨大自然的规律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历史气候方面，一般记有水、旱、风、雹等灾害，沿海地区还有发生海啸的记载，长江流域有出现大雪、大寒（冰冻）的记录。史料的起讫时间，都在千年以上，远自汉、唐或宋开始，而以明清两代的记载为最多。由于地学的特点是区域性强，部分地区出现的异常现象，有许多不见于“正史”记载的，在地方志中却有很好的反映，因此从地学角度来看，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就更大了。根据地方志、“正史”和其他著作中的地学史料已经编成一些有关地震、水旱灾害以及天然资源和物产等具有科学价值的参考资料，如《中国地震资料年表》（1956年出版）和中国地震分布图，《我国近五百年旱涝史料》和旱涝等级分布图（1975—1978年中央气象局主编），广东、福建、四川、湖南等省的自然灾害年表或记录（以水、旱、风、雹为主）以及《古矿录》（章鸿钊编著）和《全国地方志目录和物产提要》（1954年旅大图书馆编）等。这些资料为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准备了条件，如有明确记载的我国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地震，为1556年1月23日在陕西渭南一带和山西蒲州等处发生八级强烈地震，压死八十多万人。《嘉靖实录》、秦可大《地震记》都有详细记录。《嘉靖实录》卷430云：“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1556年1月23日）是日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鸡犬鸣吠。陕西、渭南、华州、朝邑、三原等处，山西蒲州等处尤甚。或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出山阜，或一日连震数次，河渭泛涨，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八十二万有奇。（《明史·五行志》，《涌幢小品》卷27作83万有奇）……其不知名未经奏报者，复不可数计。”康熙《咸宁县志》卷8艺文载秦可大《地震记》：“如渭南之城门陷入地中，华州之堵无尺竖，潼关蒲坂之城垣沦没，则他如民庶之居，官府之舍，可类推矣……受祸大数：潼蒲之死者什七，同华之死者什六，渭南之死者什五，临潼之死者什四，省城之死者什三。而其他州县则以地之所剥别近远分浅深矣。中间受祸之惨者，如韩尚书以火厢坑而煨烬其骨，薛郎中陷入水穴者丈余。马光禄深埋土窟，而检尸甚难。其事变之异者，或涌出朽烂之舢板，或涌出赤毛之巨鱼，或山移五里而民居严然完立，或奋起土山而迷塞道路。其他村树之易置，阡陌之更反，盖又未可以一一数也。”如此详尽的记载，对于防震救灾是很有价值的。而且长期的历史地震资料又为地震预报研究提供了统计方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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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科技人物，有许多社会地位不高，以致“正史”上没有他们的位置，但在地方志中往往会有记载。如乾隆《江南通志》记有元代至正年间苏州有一位王漆匠造过牛皮舟，可分数节，能容20人，又造折叠式浑天仪，便于收藏。民国《吴县志》记有清康熙时苏州人孙云球，字文玉，精于测量，造过自然晷、千里镜、察微镜等七十多种，著有《镜史》。古代少数的女科学家，“正史”中没有记载，而在地方志可以查到，如光绪重刊《江宁府志》记有清初宣城人王仪贞（女）字德卿，精于星算之学，著有《星象图释》2卷，《象数窥余》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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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明末著名科学家及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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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后，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一些先进人物比较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他们讲求实际，崇尚真知，主张经世致用。这一时代特点是科学技术仍能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和优秀的科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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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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