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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为《天工开物》作序，最后落款是：“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问堂。”我们知道，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常把自己的书房叫做某某堂。“家食之问”，就是关于家常生活如吃、穿和日用物品之类的学问。“家食”的出处，见《易·大畜》，“不家食，吉；养贤也”。意思是说，在上者有大德，能以官职养贤，不让贤者在家自食。宋应星取“家食”二字，表示他所研究的学问与当时封建官僚所搞的那一套完全不同。他说：打算读书做官的人肯定不会对他写的这部书感兴趣，因为“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他认为真正了不起的是具有真才实学、知识渊博的人，而那些不务实际的高谈侈论家是不足为训的。他深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当时“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感到祖国之大，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知识实在太丰富了；“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他能冲破书斋学者严重脱离实际的陋习，深入下层虚心向农民和手工业者学习生产技术知识，并以惊人的才华和毅力完成了图文并茂的科技巨著《天工开物》。他说这部书可供那些不知道但有时也想知道米饭和锦衣是用什么工具生产出来的“王孙帝子”浏览之用。当然这部书的意义远远超过他所说的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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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全书分18卷，包括作物栽培、养蚕、纺织、染色、粮食加工、熬盐、制糖、酿酒、烧瓷、冶铸、锤煅、舟车制造、烧制石灰、榨油、造纸、采矿、兵器、颜料、珠玉采集等，几乎谈到所有重要的农业和手工业部门的生产技术和过程。我国有以农为本的优良传统，因此古代的农书很多，但由于一向轻视工商，系统记载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著作极为罕见。自《考工记》以下，可以说就是《天工开物》了。前者是封建社会初期的著作，后者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作品，两者都以先进生产方式的出现为前提，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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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0 《天工开物》（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崇祯十年初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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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详细地记载了各种工农业生产的具体操作方法，特别是对先进生产技术的介绍意义更大。如在农业方面，记有培育优良稻种和杂交蚕蛾的方法；在冶炼方面，有炼铁联合作业，灌钢、炼锌、铸钱、半永久泥型铸釜和失蜡铸造的方法，其中不少工艺至今仍在应用，如有名的王麻子、张小泉刀剪就是使用了传统的“夹钢”、“贴钢”技术；在纺织方面，有用花机织龙袍、织罗的方法；在采矿方面有排除煤矿瓦斯的方法等等。以上生产技术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从书中出现的大量统计数字，如单位面积产量、油料作物出油率、秧田的移栽比、各种合金的配合比等来看，说明宋应星比较重视实验数据，因而他的著作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比较突出的。宋应星还把所收集的材料进行研究，提出不少科学的见解，如他根据煤的硬度和挥发成分，提出了一项符合科学原理的煤的分类方法，很有实用价值。对于一些长期流传的错误观点，如“珍珠出自蛇腹”，“沙金产自鸭屎”，“嶙火即是鬼火”等等都一一予以驳斥。当然，他所写的著作中也不是没有失实和错误的地方，不过较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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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的自然观是朴素唯物主义的，他认为万物是人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在认识论方面，他也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他的记述大部分是客观实际的反映，插图也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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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刊行后，很快传到日本，并在日本翻刻，广为流传；1869年有法文摘译本，后又译成德、日、英多种文字，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它是有关我国古代生产技术，特别是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宝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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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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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理学”、“心学”的泛滥和启蒙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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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和“心学”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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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初期，封建统治者把宋代程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奉为正统思想，科举考试也以朱熹等的经义注疏为准。明中叶，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理学已不足以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因而王守仁的“心学”兴起，并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赞赏，使之与理学相辅而行，逐渐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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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1472—1528）继承了战国时期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和南宋陆九渊说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为“心外无物”的“致良知”，“致知格物”和“知行合一”说。他是从宋至明集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之大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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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所说的“心”、“良知”和“天理”实际上是一个意思，都是指先天的道德观念而言，并且认为这种先天的观念就是天地万物发生的源泉。他说“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37】，也就是说“良知”或“心”是世界的本原，天地万物都是人心一点灵明的体现。对于“致知格物”，他解释道：“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38】很明显，这里说的“致知格物”不是去探求事物的客观规律，而是把心的“良知”和“天理”强加到事物中去，使事物与“心”、“良知”和“天理”相符合。这样人们就只需向内心去求“良知”，无需向外界去做学问了。他提倡“致良知”，实际上是反对人们进行实践，从实践中获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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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理学和心学的泛滥对明代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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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学”、“心学”的批判及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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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明中叶在反对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的斗争中，唯物主义自然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杰出的思想家王廷相（1474—1544）就是这场斗争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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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的“理根于气”说，是从张载那里继承来的。他说：“天地未生，只有元气，元气具则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在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39】他论证了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与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认识论方面，他非常重视“见闻”的知识，反对程朱理学那种先验的“德性之知”和王守仁心学所谓的“良知”，他指出：“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40】他本人在天文学、音律学、农学方面都有所造诣，正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些造诣又是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形成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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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启蒙思想可以说是从明中叶以后开始的，这是我国社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后在社会思想上的反映。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有李贽、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他们大都是明末清初时期的人物，是封建专制的叛逆者，是代表新兴市民阶级利益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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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启蒙思想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主张发展“自由生产”，“平均授田”，反对封建国有制和与之类似的土地占有制。第二，反对抑商，提出工商“盖皆本也”的命题。第三，重视“经世致用”的实学，不屑空谈性理。第四，具有初期民主思想，反对君主专制，敢于说国家是“为万民非为一姓”之类的话。第五，提倡教育自由，拥护自由讲学和自由结社。第六，反对封建的等级制度和科举制度。第七，坚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认识论。以上几点对于每一位启蒙思想家来说，在表现的程度上又不完全相同，他们各有不同的建树。下面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和他们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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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1610—1695），在天文、数学和史学方面都有贡献，作为启蒙思想家中重要的一员，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科学思想都相当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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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写的一部类似“人权宣言”的伟大著作，其中许多篇章里都闪耀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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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黄宗羲积极反对鬼神迷信的恶习，对鬼荫和求仙的妄谈，都一一加以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认为妄谈的来源多是对自然的幻觉，指出“海市”是一种自然现象。黄宗羲写的《葬书问对》是一篇反对封建迷信的杰作，它的科学精神与《明夷待访录》的民主精神相互呼应，都是相当宝贵的。另外他对于八股科举制度的批判也很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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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1611—1671），学识渊博，深为王夫之所敬佩。除在科学和哲学方面有比较系统地研究之外，方以智对文学、音乐和书画也很精通。他一生著述很多，最重要的是《通雅》（包括《物理小识》）和《药地炮庄》，这两部著作可以反映他的主要思想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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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雅》和《物理小识》中有关于天文、算学、地学、生物学、医学、文字学、文学和艺术等学科的知识。书中一方面把我国古代的科学知识作了一次综合的记录，另一方面吸收了当时西方的一些科学知识。由于作者是一位科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家，因此书中贯穿着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方以智所说的“寓通几（即哲学）于质测（即科学）”，“通几护质测之穷”，即寓哲学于科学和以哲学指导科学的意思。在他的主要著作中既批判了诸子百家以至宋明理学，也批评了西方的学术“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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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地炮庄》这部著作是通过对庄子唯心主义的批判，来发挥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并着重在“以通几护质测之穷”。方以智的世界观是以火为中心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可以“徵徵其端几”。他为僧以后，由于受到禅学的影响和脱离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唯心主义的糟粕也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