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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阐和梅文鼎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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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一些学者接受了从西方传来的科学知识，积极展开了天文学和数学的研究工作，王锡阐（1628—1682）和梅文鼎（1633—1721）便是他们之中的成绩卓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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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他们两人对中西之学均采取去伪存真的科学态度，他们主张“去中西之见”，“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目而取其精粹”，指出“数者所以合理也，历者所以顺天也。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12】他们反对对西法的盲目推崇，“以西法为有验于今，可也，如谓不易之法，务事求进，不可也”【13】。于是，“考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取西说之长，而去其短”【14】则成了他们的研究工作的重要特色。“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各造其极”【15】，对我国的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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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文鼎对王锡阐的天文工作有过中肯的评介，他指出“近世历家以吴江（指王锡阐）为最”，其“从《（崇祯）历书》悟入，得于精思”，是“能知西法复自成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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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阐深入钻研西法，在《历说》中，他指出了西法的若干缺点和错误。如西法以为月亮在近地点时，视直径大，故月食食分小；月在远地点时，视直径小，故食分大。王锡阐则正确地指出：“视径大小，仅从人目，食分大小；当据实径。太阳实径，不因高卑有殊。地影实径，实因远近损益，最卑（月亮在近地点）之地影大，月入影深，食分不得反小；最高（月亮在远地点）之地影小，月入影浅，食分不得反大。”又如，王锡阐指出，按小轮系统算月亮运动时，除了定朔、定望外，其他时刻都应加改正数，但西法却不用这一改正数，好像日、月食一定发生在定朔、定望，然而事实上只有月食甚才是在定望。王锡阐更以交食的实测事实，证明西法并不完全准确。即他从实践和理论上都证明西法并非是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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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对中西方法都作了透彻研究的基础上，王锡阐著《晓庵新法》6卷，吸取了两者的优点，有所发明和创造。他提出了日月食初亏和复圆方位角计算的新方法，依次计算公元1681年9月12日发生的日食，较其他方法都准确。他独立地发明了计算金星、水星凌日的方法，还提出了细致地计算月掩行星和五星凌犯的初、终时刻的方法，都比前人方法有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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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实践，是王锡阐天文工作的又一特点。从青少年时代起，夜晚遇天色晴朗，他就登上屋顶，仰观天象，竟夕不寐。“每遇交会，必以新步所测，课校疏密，疾病寒暑无间，于兹三十年矣”【16】，王锡阐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天文工作者“验天求合”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优良传统。他在天文学上取得成就是与此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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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文鼎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天文学和数学的研究。他的天文学著作有四十余种，有对我国古代历法的评述与研究；有对《崇祯历书》的评论，“或正其误，或补其阙”【17】；有对近人著述的介绍，并能正其讹阙，指其得失；有对他自己创制的天文仪器的说明，涉及面很广。这些研究使得他能够综论中西历法的异同得失，对中西历法的融合贯通，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更为重要的工作是在数学方面，仅据《梅氏丛书辑要》所收的数学著作就有13种共40卷，内容涉及初等数学各个分支，有算术、代数学、几何学、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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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学著作，并不是对西方传入的数学知识囫囵吞枣式的抄袭，而是通过作者咀嚼消化以后的心得之作。如对球面三角学，梅文鼎著《弧三角举要》一书，据他自己所说这是“盖积数十年之探索，而后能会通简易”而写成的。也正如《畴人传》指出的，“其论算之文务在显明，不辞劳拙，往往以平易之语解极难之法，浅近之理言达至深之理，使读其书者不待详求而又可晓然”。梅文鼎在其数学著作中还多有创见。他利用我国古代传统的勾股算术证明了《几何原本》卷2、卷3、卷4、卷6中的很多命题；他用几何图形证明了余弦定理和4个正弦、余弦积化和差的公式；他还独立思考得出若干四等面体、八等面体、十二等面体、二十等面体的各种几何性质，如它们的内切球半径和体积，订正了罗雅谷等人书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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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文鼎还十分重视我国传统数学的成就，认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则专著论，以明古人之精意，不可湮没”【18】，唤起了人们对明代几乎全部失传的宋元数学的光辉成就的注意，对此，梅文鼎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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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王锡阐和梅文鼎的工作，使明代以来传统数学和天文学重获生机，使新移植过来的西方数学和天文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成了根干，结出了一些新果。他们对古今中外的有关知识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正确态度，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工作方法，是他们在科学上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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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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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科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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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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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制瓷业高度发展的阶段，全国有近半数省份能烧制瓷器。江西景德镇则已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仅官窑就有三百多座。制瓷技术，特别是官窑，因为资金充足，不惜成本，集中技术人才，成品质量更优，代表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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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胎质来看，由于对瓷土的淘练加工技术不断改进而得到提高。清初，有的官窑采用“过箩，绢袋淘练法”，即把泥浆用细罗绢袋澄洗过，再用布紧包稠泥浆，挤出其中水分，然后反复踩练成瓷土。这样淘练出来的瓷土中的石英颗粒比以前更细小，而且分布均匀。瓷土的配方也有改进，如景德镇早期很可能只用一种原料——瓷石，后来发展为两种以上原料的配方。加上烧制的温度和时间控制合适，因而烧成的瓷胎、白度和透光性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技术水平。明代永乐窑的“脱胎”瓷器，胎薄釉细，几乎只见釉而不见胎。“影青”瓷器则暗雕花纹，表里都可映见。清代雍正时候的彩盘胎白度超过了75度，烧成温度达到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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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制瓷工艺最大的成就是精致白釉的烧成。这种白釉由于所含氧化铝和二氧化硅特别高，熔剂（CaO）含量低，由以前的10％～18％，到此时已递减为4％左右。所以，釉色纯白如牛奶，而且晶莹透彻。白釉质量的提高，为一道釉瓷和彩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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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的一道釉瓷比起前代来可说是丰富多彩。明代已有鲜红、翠青、宝石红、娇黄、孔雀蓝、回青等色，其中鲜红、宝石红釉的成品格外优异。清代在一道釉方面烧制最好的有天蓝、翠青、苹果绿、娇黄、吹红、吹紫、吹绿、胭脂水、油绿、天青等。红釉中的鲜红、郎窑红和霁红、矾红、釉里红都是继承并发展了明代制瓷技术之后所取得的新成果。乾隆时候景德镇的“唐窑”仅岁例贡御用瓷色就有57种之多。此外，清代对历代名窑都能仿制，如仿汝、仿官、仿钧、仿龙泉古瓷器，配料准确，并能恰如其分地掌握好火候，使烧成的瓷器与所仿古瓷器真假难辨。明、清时候还能有把握地烧制“窑变”釉色。这种由铜红呈色的一道釉是从宋代钧窑“窑变”开始的。“窑变”的烧成起先是在胎上蘸涂不同釉色，然后入窑，任其变化而成的。到了明、清，特别是清代，既掌握了还原焰技术，又能把氧化铜转变成游离状态的铜，使它均匀地分布于釉药中，并把金属铜转化为胶体状态，而烧成色调别致的“窑变”釉色，“盖纯乎人工故意制成者也”【19】。从偶然的变化而使之成为有规律可循的技术，不能不说是明、清制瓷技术的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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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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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瓷一般又分为釉上彩和釉下彩两大类。先在胎胚上画好花纹图案，然后上釉入窑烧制的叫釉下彩；在上釉后入窑烧成了的瓷器上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做釉上彩。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所谓“青花”瓷，“系以浅深数种之青色，交绘成纹，而不杂以他彩”【20】。这种瓷器，名为青花，实际是蓝色，与“青瓷”的“青”完全不一样。青花瓷在宋代已有出现，元代渐趋成熟，浙江江山碗窑村曾发现有元代烧制青花瓷器的窑址。明、清时青花瓷器已很盛行。明“青花”最为有名，质地优美，畅销中外。其制作方法，先把青料在素胎上绘成各种花纹图案，然后上釉在1200℃以上的高温中一次烧成。明代宣德和嘉庆两窑用的青料是来自外国的上等颜料，所以它们的“青花”产品又最好。“青色”是由于釉料中含有氧化钴。这种青料的色调，随着火焰的性质和温度的高低而有很大变化，如果不能准确配制釉药和掌握好火焰性质与火候，都会使钴呈现不出美丽的蓝色，或者使青花大大减色。在这些方面，明代的制瓷工人已能很好掌握，这也是制瓷工艺成熟的一个标志。明代瓷器加彩的方法已多样化了，如有在烧成的青花瓷器上加红、黄、绿、紫等彩料，再经炉火烧炼而成的斗彩，还有包括红彩在内的多彩的五彩瓷器等。清代的素三彩、五彩和粉彩、珐琅彩名闻中外。粉彩和珐琅彩都属釉上彩，所谓“粉彩”，就是在色料中加铅粉，或在色料上面另外涂上铅粉制成的。粉彩主要利用控制温度的办法，使它在烧成的时候釉面呈现不同的色泽，由于浓淡协调，光泽柔和，能表现出明暗分明的立体感。珐琅彩的制法基本上和粉彩相同，在瓷胎上画珐琅。它和粉彩瓷器在胎质、形态、款式、图样、风格等方面都是精美无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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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学敏和《本草纲目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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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学敏字衣吉，号恕轩，浙江钱塘人。少时曾攻读《灵枢》、《素问》等医学典籍，并兼及天文、历法、医术等方技诸书，而尤擅长医术。他曾在素养园中设置药圃，种植药用植物。他又访求各地单方，选其中之屡验者，于1754年编成《医林集腋》16卷，《素养园传信方》6卷。又于1760年编成《升降秘要》2卷、《药性元解》4卷，这是制药方面的专著。此外，还有辨别药物别名、俗名、真伪、产地的著作，如《花药小名录》、《本草话》等，可惜均已失传。现尚存者仅《本草纲目拾遗》、《串雅》两种，而以《本草纲目拾遗》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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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学敏治学态度极其认真严肃，花了38年的工夫编撰《本草纲目拾遗》。在编写过程中，他不仅广泛地搜集边防外纪诸书以及西方传教士所述，以至药房、药方、商号广告，而且还访问去过边远省份的亲友。他不仅询之于农夫、渔民，而且还验之以目，亲手栽植和观察。他不断地删补、修改手稿，至死犹无清稿本。因此，该书是清代在本草学上最有贡献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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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书专为拾《本草纲目》之遗而作，全书10卷，收载药物共921种。其中有些是《本草纲目》所没有收录进去的。在药物种类方面比《纲目》增加了716种；在药物分类方面增加了“藤”和“花”两部，删去“人”部，“金石”部分为“金”和“石”两部，共18部。在治法、形状等方面《纲目》没有描述清楚或是错误的，赵学敏就加以订正和补充。因此，《本草纲目拾遗》在效用上可说是《本草纲目》的续编。他在《拾遗》序中说：“濒湖之书诚博矣，然物生既久，则种类愈繁……如石斛，一也。今产霍山者，则形小而味甘。白术，一也。今出于潜者，则根斑而力大。此皆近所变产。此而不书，过时网识。”由此可见，赵学敏对生物界的演变和物种的变异，做过细致的观察，认识到植物与环境的统一性，具有一定的生物进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