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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学知识的传入和著名化学家徐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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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清初之际，由于近代化学尚未建立，当然还谈不上会有什么近代化学知识的传入，有的只仅仅是如《火攻挈要》等有关火器的书籍中的火药配方（黑色火药，而火药的发明中国早已有之），以及有关西方矿物学知识书籍中对某些矿物性质的说明等。有资料证明，强酸（当时称为“强水”）在这时已传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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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40年代，由于贸易的不断发展，接触增多，加之修造船舶时工艺上的需要，各种无机酸实际上已经传入和使用。第一本对西方近代化学知识进行介绍的书，根据现在已知的材料来看，要以英国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所编著的《博物新编》（1855年出版）为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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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新编》共3集，内容比较庞杂。它包括了天文、气象、物理、动物等各方面内容。化学知识是《博物新编》第一集中的内容，其中谈到“天下之物，元质（即化学元素）五十有六，万类皆由之而生”，说化学元素有56种，这大约反映了西方19世纪初期的水平。书中没有引入西方的化学符号，内容比较浅陋，没有系统。书中介绍了氧（书中用“养气”或“生气”）、氢（“轻气”或“水母气”）、氮（“淡气”）、一氧化碳（“炭气”）以及硫酸（“磺强水”或“火磺油”）、硝酸（“硝强水”或名“水硝油”）、盐酸（“盐强水”）等的性质和制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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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博物新编》之外，1868年京师同文馆出版的《格致入门》中也有一些关于化学知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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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首先对西方近代化学知识进行较系统介绍的著作，要以何了然等所译《化学初阶》（1870年）以及徐寿等所译《化学鉴原》（1872年）为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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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1818—1884），江苏无锡人，是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化学知识来我国的一位学者。在当时学习和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学者中间，他和李善兰、华蘅芳等人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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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徐寿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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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前后，徐寿从合信所编的《博物新编》书中学到了一些化学知识，并且作了一些实验。1861年由于他“能晓制造与格致”而被吸收到曾国藩手下做幕僚。徐寿和华蘅芳等人曾在安庆制造过一艘轮船，长五十余尺，“制器置机，皆出寿手制，不假西人”，历时数年而成，时速四十余里。这可能是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汽船。1867年徐寿转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作。当时这个厂刚刚开创，徐寿对“船炮枪弹多所发明，自制强水，棉花（即硝棉），药汞（雷汞），爆药”【63】等等。但是徐寿对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还在于译书方面。他在江南制造局参加西方科技书籍的编译工作，前后达17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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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编译的书籍共有13种【64】，其中大多数是化学方面的著作。《化学鉴原》【65】是其中比较重要而且影响较广的一部，它的出版时间是1871年。《化学鉴原》包括了一般化学教科书的内容，它概略地论述了一些基本理论和各种重要元素的性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此书声名卓著，风行一时，它对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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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在翻译《化学鉴原》过程中，毫无疑问，首先需要一套中西化学翻译名词对照表。在江南制造局出版的书籍中，另有《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和《西药大成中西名目表’》，但无著者姓名，可以肯定，其中必定有徐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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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鉴原》中述及的元素已有64个。在翻译这些元素的名称时，一定要首先确定一个统一的中文命名原则。徐寿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取西文名字第一音节造新字命名的原则。有很多元素的名称，例如钠、锰、镍、钴、锌、钙、镁等等，就都是根据这个原则，从《化学鉴原》一书开始使用的。徐寿首创的以西文第一音节造字的原则，也被后来的中国化学界所接受，一直沿用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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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徐寿的《化学鉴原》略晚，1882年，北京同文馆也出版了一本讲述普通化学的书籍《化学阐原》（法国毕利干’［A. A. Billequin］口译，承霖、王钟祥笔述）。书中采用了另外一套造字的原则，即按元素的性质造字的原则，例如钙记为锹，镁记为等等。有的新字造得异常繁杂，很不方便，因此没有被后人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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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对分子式和许多有机物的命名，虽然没有直接采用当时国际上通用的符号或是找到合适的命名方法，但是这些知识总算是也传入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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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还译有其他化学著作，如：《化学鉴原续编》，内容是有机化学方面的知识；还有化学鉴原补编》【66】，这是专论无机化合物的书，其中已经论述到1875年发现的新元素镓（Ga）；《化学考质》【67】是译自德国化学家富里西尼乌司的著作，内容是定性分析；《化学求数》【68】是一部关于定量分析方面的书；《物体遇热改易记》则是物理化学初步知识的著作。再加上徐寿的儿子徐建寅所译的《化学分原》【69】（定性分析方面的著作）和汪振声译的《化学工艺》【70】（制酸、制碱等化工方面著作），江南制造局前后共出了8种化学书籍，这都是徐寿自己作的或是直接领导的。这些书，可以说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化学知识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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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思想上，尽管徐寿在翻译科技书籍过程中和传教士接触比较多，但他却能坚持无神论的观点。别人称颂他“无谈星命风水，无谈巫觋谶纬。其见诸行事也，婚嫁丧葬概不用阴阳择日之法……居恒与人谈议，所有五行生克之说，理气肤浅之言绝口不道；总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这种“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的态度，在当时的思想界也是很难得的。徐寿以及数学家李善兰的相类似的一些思想，代表了当时自然科学家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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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译书之外，徐寿还和一些人发起创立了“格致书院”（1876年前后）。在这里举办一些讲座或科学讨论会，也向听讲的人作示范的化学试验。这在我国也可以算成是化学知识普及教育的最初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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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的儿子徐建寅也是一位科学家，翻译过多种科学书籍。1901年他在武汉试验无烟火药时，不幸爆炸身亡，为科学研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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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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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近代天文学知识，自明末清初以来，已有一部分传入。乾隆年间，哥白尼的日心说也开始传入，但其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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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过雍正到道光一百余年的闭关自守，加之乾嘉学派训诂考据风气的盛行，当时的一些学者除了对明末清初传入的天文学知识进行研究之外，还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进行了整理。在这方面作出成绩的有李锐（1769—1817）、焦循（11763—1820）、汪曰桢（1813—1881）和李善兰等人。这些研究使他们重新“发现”中国编制历法时所采用的计算方法，特别是高次内插法的采用是可以使实际的计算十分精确的。另外，乾嘉学派提倡国故思想的泛滥，也使得一些人错误地轻易否定西方科学的成果，甚至妄自尊大地认为西方的一些新的成就，不是中国古已有之就是由于中国方法的西传而引起的。例如当时的一代名家阮元（1764—1849）就认为“西人亦未始不暗袭我中土之成说成法，而改易其名色”【71】，而且他认为西方近代天文学理论变化太多，“地谷至今才百余年，而其法屡变”，而这种“屡变”不好。他又说“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故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72】。在这里，阮元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作了“但言其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之类的理解，当然是非常错误的，而他竟然用这种的谬论去嘲笑西方天文学的发展与进步，这或者可以使我们看清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一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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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对哥白尼学说还进行了更猛烈地攻击，他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73】对哥白尼学说进行攻击的还有一些封建文人，例如戴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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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哥白尼学说在我国才得到进一步的传播。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略有介绍之外，对包括哥白尼学说在内的西方近代天文知识进行较全面介绍的，当推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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