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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对分子式和许多有机物的命名，虽然没有直接采用当时国际上通用的符号或是找到合适的命名方法，但是这些知识总算是也传入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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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还译有其他化学著作，如：《化学鉴原续编》，内容是有机化学方面的知识；还有化学鉴原补编》【66】，这是专论无机化合物的书，其中已经论述到1875年发现的新元素镓（Ga）；《化学考质》【67】是译自德国化学家富里西尼乌司的著作，内容是定性分析；《化学求数》【68】是一部关于定量分析方面的书；《物体遇热改易记》则是物理化学初步知识的著作。再加上徐寿的儿子徐建寅所译的《化学分原》【69】（定性分析方面的著作）和汪振声译的《化学工艺》【70】（制酸、制碱等化工方面著作），江南制造局前后共出了8种化学书籍，这都是徐寿自己作的或是直接领导的。这些书，可以说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化学知识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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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思想上，尽管徐寿在翻译科技书籍过程中和传教士接触比较多，但他却能坚持无神论的观点。别人称颂他“无谈星命风水，无谈巫觋谶纬。其见诸行事也，婚嫁丧葬概不用阴阳择日之法……居恒与人谈议，所有五行生克之说，理气肤浅之言绝口不道；总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这种“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的态度，在当时的思想界也是很难得的。徐寿以及数学家李善兰的相类似的一些思想，代表了当时自然科学家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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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译书之外，徐寿还和一些人发起创立了“格致书院”（1876年前后）。在这里举办一些讲座或科学讨论会，也向听讲的人作示范的化学试验。这在我国也可以算成是化学知识普及教育的最初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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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的儿子徐建寅也是一位科学家，翻译过多种科学书籍。1901年他在武汉试验无烟火药时，不幸爆炸身亡，为科学研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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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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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近代天文学知识，自明末清初以来，已有一部分传入。乾隆年间，哥白尼的日心说也开始传入，但其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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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过雍正到道光一百余年的闭关自守，加之乾嘉学派训诂考据风气的盛行，当时的一些学者除了对明末清初传入的天文学知识进行研究之外，还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进行了整理。在这方面作出成绩的有李锐（1769—1817）、焦循（11763—1820）、汪曰桢（1813—1881）和李善兰等人。这些研究使他们重新“发现”中国编制历法时所采用的计算方法，特别是高次内插法的采用是可以使实际的计算十分精确的。另外，乾嘉学派提倡国故思想的泛滥，也使得一些人错误地轻易否定西方科学的成果，甚至妄自尊大地认为西方的一些新的成就，不是中国古已有之就是由于中国方法的西传而引起的。例如当时的一代名家阮元（1764—1849）就认为“西人亦未始不暗袭我中土之成说成法，而改易其名色”【71】，而且他认为西方近代天文学理论变化太多，“地谷至今才百余年，而其法屡变”，而这种“屡变”不好。他又说“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故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72】。在这里，阮元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作了“但言其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之类的理解，当然是非常错误的，而他竟然用这种的谬论去嘲笑西方天文学的发展与进步，这或者可以使我们看清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一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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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对哥白尼学说还进行了更猛烈地攻击，他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73】对哥白尼学说进行攻击的还有一些封建文人，例如戴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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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哥白尼学说在我国才得到进一步的传播。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略有介绍之外，对包括哥白尼学说在内的西方近代天文知识进行较全面介绍的，当推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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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原名《天文学纲要》（The Outlines of Astronomy）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所写的名著。此书在西方曾风行一时，流传甚广。《谈天》是据原书1851年新版译出，1859年在上海出版的。15年之后，徐建寅又把到1871年止的最新天文学成果补充进去，增订版《谈天》出版于18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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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一书对太阳系的结构和行星运动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此外如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的理论（包括其轨道根数摄动的几何解等）、彗星轨道理论等方面也都有所叙述。对恒星系，如变星、双星、星团、星云等等也有一定篇幅的介绍。这样，包括到19世纪60年代为止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便大部分传入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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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兰还为《谈天》一书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中他据理驳斥了阮元对哥白尼学说的荒谬看法，批判了阮元等人认为地动学说是“违经叛道不可信也”，“设其象为椭圆面积，其实不过假以推步，非真有此象也”等等谬论。李善兰借用孟子“苟求其故”一句话来反对阮元所提倡的“但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者……终古无弊”。李善兰说，“古今谈天者，莫善于子舆氏‘苟求其故’之一语，西土盖善求其故者也”，并且举出具体的例子，“哥白尼求其故，则知地球五星也绕日”，“刻白尔（开普勒）求其故，则知五星与月之道皆为椭圆”，“奈端（牛顿）求其故，则以为皆重学之理也”。李善兰用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人进行研究“求其故”，从而使人类由“知其当然”进而“知其所以然”。他利用西方天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说明科学的发展正是来自科学家不断探索真理，不断“苟求其故”的结果。李善兰用恒星光行差和地道半径视差等来证明地球绕日运动，用矿井坠石证明地球自转，用彗星轨道、双星相绕运动等证明行星轨道确为椭圆等等，从而进一步说明西方天文学成果不容怀疑，是“定论如山，不可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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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善兰等的努力，从哥白尼开始至牛顿完成的建立在牛顿古典力学体系上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便比较系统地传入了我国。后来的一些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都曾利用哥白尼日心说和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说等等，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为革新变法制造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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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近代的天文台也开始在中国出现。它们都是外国人设立的。公元1873年，法国在上海建立了徐家汇天文台，由传教士控制，除授时外还搜集沿海地区的气象资料。中法战争中，法国军队曾利用徐家汇天文台的资料。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随后设立青岛观象台，除天象观测外，也作搜集华北地区的气象、地磁、地震等方面资料，为德军舰艇的活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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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天文台站的创建，也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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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以来的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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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地学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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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注意对外国和边疆地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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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不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已注意对外国和边疆地理的研究。他们介绍外国地理知识是为了知己知彼，研究边疆地理的目的是为巩固祖国边疆，防止帝国主义的入侵。这些研究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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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外国情况的地理著作，主要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海国图志》主要是根据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自己搜集的历代史志中有关外国的资料汇集而成，全书有附图73幅，可以说是一本世界地图集。《瀛环志略》是以地图为纲，每幅图后附有文字说明。《朔方备乘》中对于帝俄的介绍主要是参考图理琛所著的《异域录》。这些著作对于当时急需多了解一些外国情况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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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疆地理研究方面，特别对西藏、蒙古和东北给予更多的重视。加强对西藏的研究是为了防范英帝国主义的侵扰，加强对北方和东北的认识是为了戒备帝俄。当时在西南地区做官的黄沛翘就认为加强边疆的防守是十分必要的。在他编的《西藏图考》中指出：“今英吉利占据五印度，兼并廓尔喀、哲孟雄诸部，铁路已开至独吉岭……是则南界之防，尤今日之急务也。”又曹廷杰所著《东北边防辑要》一书重点也在于介绍山川险要以利防守。他在书中还指出，何秋涛之所著《朔方备乘》与“俄人乘隙窥我东北”有直接关系。何秋涛自己也说他写该书是“备国家缓急之用”的。这些边疆地理著作的内容仍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历史的范畴。各书中多数都附有较好的地图，如曹廷杰所绘东三省地图，就是当时通行地图中最好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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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为殖民主义服务的地质地理考察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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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我国的门户洞开，资本主义国家的地质地理工作者来我国进行考察的在100人次以上。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殖民主义侵略服务。其中来华最早的是一个普鲁士考察团，于1860年来到我国。考察团成员中有著名的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74】。当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没有进入内地，他们只在上海、广州等地考察一下就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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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至1865年间，当太平天国革命即将被残酷镇压下去时，美国地质学家庞培烈（Raphael Pumpelly，1837—1923）来到中国，考察了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并专门调查了北京西山的煤矿，著有《中国蒙古及日本之地质研究》一书，提出中国的主要地质构成线是东北——西南走向，命名为“震旦上升系统”。后来论述我国地质构造时经常使用的震旦方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9世纪下半叶深入我国内地考察而且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的李希霍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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