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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黑色冶金之外，有色金属，如铜、银、锡、铅、锑、钨等等，也都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转为用近代方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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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的其他各种工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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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造船、化工、轻工业、农产品加工、民用工业等方面的许多技术，也都在洋务运动时期先后输入了我国，简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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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1865年设厂的江南制造局，从美国引进机器，除有锅炉、蒸汽机作为原动机械之外，还有打眼、绞螺丝、镟木、铸弹、制造枪炮等等的工作机械，并设有汽锤车间。1866年上海民营发昌机器厂开办，这个厂1869年开始使用近代车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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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1865年徐寿等在安庆制造了我国第一艘汽船，1868年江南造船厂第一艘惠吉号下水。从1869年福州造船厂也开始制造新船。1872年上海英国领事在参观了一艘新造的兵船后报告说：“这兵轮的各部分，除螺轮、曲拐之外，都是局（江南制造局）中自己所造。”但一般认为造船技术虽然传入，但各厂所造船舰的关键机件，如汽机、推进器等大都选用西方的成品进行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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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1853年上海老德记药房（英）可以制配西药。在19世纪60年代开办的上海江苏药水厂可以制造酸、碱，19世纪70年代开始可以造肥皂（上海，美查肥皂厂，英）。黑色火药传入很早，1895年江南制造局试制无烟火药。1876年台湾淡水、1878年开滦煤矿开始西法机器采煤。1878年在台湾淡水开始用西法钻探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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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机器缫丝1861年已经开始（上海，英），1872年侨商陈启源在广东南海设继昌隆机器缫丝厂。西方棉织技术的引入以1889年开机织布的上海织布局为最早，1892年开机织布的湖北织布局的规模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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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用西方印刷术印制中文书籍，最早要算是1819年在马来亚印制的中文圣经（有中国印工参加）。1815年有人在澳门铸制中文铅字，之后美、法等国传教士都有在国外制造的中文铅字传入我国。纸型制铅版的方法在光绪年中叶传入我国（上海，修文印书局，日）。1872年上海申报馆引进手摇轮转机。1906年电动的华府台单筒机传入我国，新式的米利式机（双回轮转机）是1919年引进并开始使用的。石印技术是1876年传入我国的，珂罗版技术大约传入于光绪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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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轻工业：机制纸技术传入于1881年（上海，华章纸厂，美），皮革制造为1882年（上海熟皮公司，英），1880年上海燧昌自来火局开始生产火柴，机器卷烟开始于1891年（天津，老晋隆洋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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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加工：1863年上海开始有机器磨面和碾米，19世纪70年代还有榨油、酿酒、蛋粉、机制糖等技术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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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事业：上海的煤气厂创办于1864年，自来水厂为1881年，电灯厂为1882年。1880年开办了天津电报局，但在此以前电报已传入我国，丁韪良和丹麦使馆都曾为清政府的高级官僚表演过电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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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西方医学知识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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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医学知识的早期传入，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当时，除有关人体解剖方面的知识之外（传教士罗雅谷、龙华民、邓玉函三人译有《人体图说》1卷，传教士巴多明还用满文译有人体解剖学，以上两种只有抄本。当时有刊本的只有邓玉函所编译，由毕拱辰整理出版的《泰西人身说概》2卷），对西医、医院概况、医学教育等也略有介绍（见《西方要纪》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著；《职方外纪》艾儒略著，卷2；《泰西水法》熊三拔著，卷4）。康熙年间传教士石铎琭（Petrus Pinuela）著《本草补》1卷，这是最早介绍西药来我国的专著，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曾引用此书。康熙本人曾接受西医的治疗，治愈疟疾、心悸、唇瘤等症。有一些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为人们治病。但总的讲来，此时西医的影响还不是很大。这一方面是因为西医的思想和中国传统的中医思想格格不入，很难为人所接受，另外从疗效方面讲，当时的西医也并不具有显著的功效，而后一方面很可能是造成西医影响不大的更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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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前后，由于西方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西方的医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外科、产科、眼科等手术疗法已有明显的疗效。到了鸦片战争前后，这些新的西医、西药知识便进一步传入我国。这些医药知识大都是伴随着贸易活动和传教活动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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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英国船医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传种痘法来我国，并写了《种痘奇方详悉》一书。1820年英国传教士玛礼逊（R. Morrison，1782—1834）、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敦（T. Livingstone）在澳门开设诊所。1827年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T. R. Colledge）在澳门设一眼科医院，翌年又设一医院于广州，聘白拉福（J. A. Bradford）和柯克斯（Cox）共任医职。1835年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也在广州开设一所医院。这些就是西医医院在我国开始出现时的情况。到1876年全国教会医院已有16处，诊所26处，1905年医院增至166处、诊所241处，1919年全国的教会医院已达250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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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在开设医院的同时，也都在医院附设有学校。例如合信在香港就曾设医学校招收少量学生培养为助手。1854年美国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夫妇在广州设立博济医局，附设医学校，一般把它视为近代西医学校在我国的开始。这类学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设立的最多，比较著名的有广州夏葛医学校（1901年），上海震旦医学院（1903年），北京协和医学校（1906年），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1908年），四川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10年），沈阳南满医学堂（1911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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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以后传入的西方医学书籍，是从合信所编译的《全体新论》等书开始的，它们大都出版于19世纪50年代。其后嘉约翰在1859—1886年编译出版了西医、西药方面的书籍有二十余种，如《西医略释》、《裹扎新法》、《皮肤新编》、《内科阐微》、《眼科摘要》、《割症全书》、《炎症略论》、《内科全书》等。稍后，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编印介绍西医西药的有关书籍，如《儒门医学》、《西药大成》等书。同时，德贞在北京同文馆也编译了若干种有关著作，如《全体通考》、《全体功用》、《西医举隅》、《英国医药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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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西医的刊物，如1880年嘉约翰在广州出版《西医新报》和1888年在上海出版的《博医汇报》等，都是比较早的医学刊物。其中以《博医汇报》影响较大，它就是后来的《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的前身。外国人在中国开设西药厂是从上海老德记药房（1853年）开始的，其后陆续有科发药厂（1866年，德）、屈臣氏药房（1871年，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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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以上这些活动虽然在客观上是传入了西医西药方面的各种知识，为我国医学的发展注入了不少新的内容，但从西方列强的主观动机来看，这一切都是它们施行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活动“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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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办西医方面的教育事业，开始于1865年同文馆中设立医学科，但每班只有几个人，而且不能实习，没有临床经验。1881年天津设立医学馆，1891年改名北洋医学堂。1902年天津创办北洋军医学堂，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医学馆，1906年改为京师专门医学堂。辛亥革命后北京、杭州、江苏、江西、湖北、河北、山西等地也都设立了医学专门学校，西医教育逐渐推广。在鸦片战争之后最早的留学生是学医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生中学医的逐渐增加。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大都成了医学院校的教职人员，成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现代医学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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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医的影响日益扩大，对传统的中医学以及整个中国医学界的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一些大城市已形成中西医同时并存的局面，在广大的乡镇和农村，中医仍占绝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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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中西医的问题上，当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一些人迷信国故，尊经崇古，顽固地拒绝与否认西医的科学成就。另一些人则只看到西医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一面，而把中医一概斥之为不科学，或者主张“废医存药”。1914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还公然提出废止和取缔中医的主张，但因各省中医组织请愿反对而未能实行。当时也还有一些人试图吸取西方解剖学和西药等方面知识。如唐宗海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1892年），他主张“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是”；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1909年），则曾用中药、西药配合治疗；恽铁樵（1878—1935）还试图对中西医的特点进行对比的论述。但是由于他们对西医缺乏系统的了解和研究，因而他们的努力成效不大，甚至有些地方是牵强附会的。关于中西医结合开创中国医学新的途径的问题，经过各种曲折和反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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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比较有影响的中医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王孟英的《温热经纬》（1852年），唐宗海的《血证论》（1884年），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1916年），恽铁樵的《药庵丛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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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科学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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