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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而言，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在人们头脑中顽固地形成了一种“天朝大国”思想。从明末清初杨光先等人直到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派，以及阮元一类妄自尊大的人物的思想可为其代表。这一类的思想，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当有人在同文馆表演电报收发时，一批清朝官员观望着，既不了解，又无兴致的样子。其中有一位是个翰林，竟轻蔑地说道：“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84】有这种“泱泱大国”故步自封的思想，又谈何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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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则不然，他们过去除了保持自己的古老传统之外，还长期向外国学习（主要是向中国学，也学朝鲜）。他们并不存在什么“大国”的包袱。1868年，也就是实行明治维新的当年，由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其中有一条就是“求知于全世界”。维新伊始，就把它作为基本的国策定了下来。当他们了解到西方的科技知识比较先进的时候，便马上由学习中国转向学习西方。兰学（传入之初荷兰书较多，故当时日本称西学为兰学）就很快在日本传播开来，虽然也有些曲折，但比起中国，阻力却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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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西方科技知识方面，中国当时还存在着一个最根本的弱点。从明朝末年时起，在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中间，从徐光启到李善兰，本身都不通晓外语，都需要经过传教士“口授”才能“笔录”。而且由于科举考试，尊孔读经，一般知识分子头脑里有不少“泱泱大国”的思想，当时的社会风气仍是“耻言西学，有读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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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情况则与此不同，从一开始他们就注意学习外语。由杉田玄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解体新书》（1774年）开始，翻译工作大都是日本人自己进行的。从人数上讲，日本也比当时的中国为多。18世纪末19世纪初“兰学”更为兴旺，1862年福泽谕吉（著名的兰学堂“庆应义塾”的创始人）在英国遇到一位中国人，彼此问及两国可以直接阅读并教授西文书籍的人数时，中国仅有11人，而日本已多达五百余人，至于有志学习兰学的日本人，数目当然就更多了。这些人，在日本各地传播先进的西方科技知识和推进社会变革，实际上也就是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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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制度的改革也是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新学制保证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各种人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当然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872年（即宣布实行维新之后的4年）日本颁布了统一的新学制，推行义务教育，开始是四年制，1907年改为每个国民有义务受6年教育，使用统一的教材。这时，中国还是采用科举考试的老办法。虽然设立了同文馆，内部也腐败得很，学生的年纪有的很大，甚至是有了孙子的老祖父，其中很多人不过是拿薪水，当闲差。一直到1905年清政府才决定废止科举考试，制定了学堂章程。这比日本已晚了三十多年。当初李善兰等人所译的科学著作，对日本学术界还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三十年之后，当中国决定改革学制，各级学堂需要教科书的时候，则有很多是取自日本了。三十年之间完全调换了位置，说明日本的教育和科学确实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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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在培养自己的专家方面也比中国做得要好。1877年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部开创时期，16名教授中只有4名日本人，其余都是聘请的外籍专家。但仅仅过了9年，到1886年改称理科大学时，外籍教师只剩下2人，其余13名全部是日本人担任。中国则不同，以同文馆为例，到1884年止，聘用西人教习28人，中国人教习4人（其中3名是中文教习，担当科学教习的只有李善兰1人），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洋教习越请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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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之下，日本的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各大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学会、杂志等相继创立。1879年创帝国学士院，开始设博士等学位。到了19世纪90年代，日本已经在科学研究的若干领域里作出了成绩。例如长冈半太郎在磁学方面的研究（1889年），志贺洁所发现的志贺赤痢菌（1891年）等都已具有当时的世界水平。在技术方面已经可以制造1300匹马力的蒸汽机（1894年）和建造300千伏安的水电站（1899年）。日本的科学和技术已经把中国抛到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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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洋务运动的失败也还有社会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而以政治上的原因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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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奉还大政”于天皇，国体实际上进行了改变，实行了带有日本特点的君主立宪制。明治前日本各地方的割据势力有三百多个大大小小的“藩”。在推翻幕府的过程中，各“藩”和工商业者互相联合，有些本身也转变成为资产阶级参与了政治。许多大臣，在明治天皇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定的革新集团，同心同德，推进维新运动。中国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死守“中学为体”的信条，顽固地维护封建的旧法统、旧制度，不肯作半点改变。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住那摇摇欲坠的皇帝宝座。封建主义正像当时中国人的辫子，死死缠住人们的头脑。朝廷内部又互相倾轧，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和洋务派之间矛盾重重，尔虞我诈，而西太后又正是利用群臣间的矛盾来控制他们，到了戊戌政变前后更有帝党、后党之争，日甚一日。清政府到了晚期，完全奉行“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主义路线，实际上清政府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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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应该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反封建也是很不彻底的，封建主义也拖了一个不小的尾巴。这条封建主义的尾巴，使日本很快变成了一个封建色彩很浓厚的军国主义国家，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日本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也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也可以说，日本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走过一段不小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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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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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前后，伴随着民族资本的一些工矿企业的逐步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产生和发展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他们反对洋务派对帝国主义投降的政策，要求抵制列强的种种侵略活动。他们对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势力进行猛烈的抨击，反对封建官僚买办的垄断。他们主张“恃商为本”（王韬），认为“商握四民之纲”（薛福成），为抵制外国和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他们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认为只是“师夷之长技”已很不够，向西方学习，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政治，要求变法自强，实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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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当时的封建统治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势力也都有着一定的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参与过洋务运动，有些人还到过一些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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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乃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发起的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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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1927）早年受中国传统经学教育，22岁时开始接触西学。1888年到北京应试，他上书给光绪皇帝建议革新变法，没有成功。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时，康有为又一次在京应试，这次他联合各省赴考的举人再次上万言书（即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其后他又不断上书，前后共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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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要求变法的主要观点是：国家“变法而强，守旧则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他抨击所谓的洋务运动是“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其原因就在于“根本不净，百事皆非”。在政治上康有为要求实现君主立宪制，经济上要求“富强为先”，“以商立国”，并主张开矿藏、筑铁路、造船、造币、开银行等。他主张对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进行奖励，这在中国也是首次创议。在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主张废八股，兴学校和派遣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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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在维新人物中与康有为齐名，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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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等人还成立了各种组织。成立各种学会，是当时的一种风气，根据1895—1897年的统计，全国各地兴办的学堂、学会、报馆、书局等共61处，其中学会33种，学堂17所，报馆9所，书局2处。这类学会大都以宣传变法、崇尚西学为主要目的，但间而有“算艺学堂”（湖南），“测量会”（南京），“农学会”（上海）等等的设立以及“格致新报”“算学报”等刊物的出版，实际上这也是中国近代学会和科技刊物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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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戊戌变法前，除康梁等人之外，严复也是积极主张变法维新的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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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853—1921），福建闽侯人。早年曾在马尾船厂附设的海军学堂学习，后曾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留英期间，他经常与人“论析中西学术政制之不同”，努力寻找以西学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回国后，严复长期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虽然他和百日维新并无组织上的联系，但他却积极参与了维新变法的鼓动宣传工作。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一系列政论性文章。1897年他还创办了《国闻报》，不断宣传变法，抨击时弊。他还大力宣传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向全国敲起了如不自强将亡国灭种的警钟。他所译《天演论》成为变法维新乃至后来人们进行旧民主主义时期革命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严复还把以培根（Francis Bacon，英，1561—1626）为代表的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的思想介绍来我国，并加以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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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良主义思潮影响下，清朝廷内部也分裂为以光绪为首支持变法的“帝党”和以西太后为首反对新政的“后党”。像维新变法这样的运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注意，沙皇俄国支持后党，而日、英、美则支持帝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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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11月法国强占了胶州湾，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迫在眉睫。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决心变法，到9月21日西太后发动反动政变重掌朝政为止，前后103天，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短暂的“百日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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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时间很短，发布的命令和采取的措施大都未能实现。总的来说，这些措施在经济方面的目标是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在政治上的目的是为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创造条件，并希图整顿吏治，巩固光绪的地位，打击后党。比较起来，“百日维新”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的措施要多些，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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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办京师大学堂（新政第一天就下令筹办，8月9日正式成立），令各省兴办中、小学堂，以及各种实业（农、茶、丝）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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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译书馆、局（6月8日命梁启超于上海主持，8月16日正式成立译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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