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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国现代科学界的老前辈、科学社创办人之一的任鸿隽先生,在《科学》创刊号(1915年)上,就发表过《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的专题文章。他认为其原因是:“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骛于空虚而引避实际”,“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高谈性理,或者如王阳明之格物,独坐七月;颜习斋之讲学,专尚三物,即有所得,也和科学知识风马牛不相及”,“或搞些训诂,为古人作奴隶,书本外的新知识,永远不会发现。”此外,国内还有不少学者,基于希望改变中国长期落后受辱的局面,也从多方面探讨过这一原因。或者认为是教育落后,提倡“教育救国”;或者认为实业乃国力之基,提倡“实业救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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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的一些学者中间,例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在他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就有专门一节论及中国近现代“科学的不发达”的问题。他承认“答案当然是很复杂”的。他同任鸿隽一样主要也是从中国的学术传统与科学方法等方面展开讨论的。他认为:“人类社会和个人关系继续是中国学问的中心,其中心点不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同时他还认为“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系统有关”,而且“这个逻辑弱点的基本原因是汉文字形的性质”【7】。他又认为还存在着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脱节问题,“一旦穿上了长衫,他就抛弃体力劳作……用双手工作的都不是读书人……这种手与脑的分家与达·芬奇以后的早期欧洲科学先驱者们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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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还谈到“妨碍科学发展的经济的与社会的背景”,他说:“国家垄断了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和生产。因此每当个人企业由于应用机器和发明而可能成为大规模企业的时候,即为国家垄断所不容。”他还认为“人力的充足供应,不利于采用节省劳动的机械方法”,“官吏阶级的主宰地位……使任何革新计划,除非是在他们卵翼之下,都很难施行”,“中国规章制度——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曾经在许多世纪之内发展了规模宏大的自给自足、平衡和稳定……连续性已形成了惰性,积重难返”。这些确已触及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最本质的原因,可也还仅是初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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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外国学者中最关心这一问题的当推李约瑟。探讨近现代科学何以不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是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所要讨论的重点课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散见在他的各种著作中。他的许多观点与费正清的看法大致相同。更确切地说,应是费正清的上述不少观点大都来自李约瑟的论著。李约瑟曾经表示在其尚未完成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最后一卷(第7卷)中,将详细探讨经济、社会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即是要解答如下的问题:为什么传统的中国科学技术比西方进步,但现代科学却不出自中国。【8】可惜的是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7卷尚未问世,人们尚难窥其全豹。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已不仅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重大问题,因为近代科学为何未能在中国产生的问题与它又何以必然地在欧洲产生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总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正确阐述前一个问题,也是研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重大课题。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要引起全世界各国学者们的共同关注。在我们行将结束此书时,也不能不对这一问题试着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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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未能在中国产生,是因为中国缺乏像古希腊哲学中的那种形式逻辑体系,如著名的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的体系;还因为中国也缺乏文艺复兴以来所提倡的那种经过系统实验以找出自然现象得以发生的因果关系的精神。这个论断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却不很全面。因为它并不能解释更多的问题。例如,众所周知,欧几里得几何学在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很受重视,阿拉伯数学家曾作过不少研究和注释,包括欧氏几何在内的许多古希腊的各种著作,大多是经过阿拉伯国家再转入欧洲的。阿拉伯人也努力在天文学、化学等方面作过不少工作。即就方法论而言,阿拉伯人与欧洲有许多的共同点,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也并没有诞生在阿拉伯国家?又如,明末清初,欧几里得几何已部分译成中文,特别是到鸦片战争以后以及进入20世纪以来,不能说中国人仍然没有掌握这两种思想武器,但是中国科学却在落后了400年之后,仍然需要大力追赶。由此可见,这些方法论上的武器似乎只能是近代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不一定同时也是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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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像这样涉及数百年之久,而且是在科学技术相当广的范围内发生的社会现象,有必要从社会整体,即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进行综合的考虑。在本书的一些章节中,我们已经反复阐述过我们的观点,即近代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束缚所造成的,而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首先在欧洲兴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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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而且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9】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几段话已经把近代科学何以只能产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欧洲这个问题,讲得十分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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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近代科学之所以不能在中国产生,不能单纯地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内部原因去寻找。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和资本主义何以在中国始终得不到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即不能不对中国的封建社会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进行一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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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了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化的国家,而且又是在世界上封建社会经历时间最长的国家。在古代的中国社会,封建主义得到长足的发展,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逐渐具备了一整套使封建社会得以延续下去的种种功能,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感受到这种功能的顽固力量。这就对生产力的发展,对任何新的社会制度,包括资本主义的产生,形成了严重的障碍;同时,对近代科学的产生,也形成了极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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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在整个中世纪世界史上可能还是首屈一指的),但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牢固地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而不希望像商人那样流动,再加上人口增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等历史的和其他地理的原因,使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一直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工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时,封建统治阶级。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它足以促使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解体的危险性。于是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政策进一步得到加强。主要表现在对商业、手工业的掠夺、摧残和压制,其后果是严重地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和手工业进一步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使萌芽的资本主义不能成长到足以冲破封建主义的重压,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再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社会生产就无由得到发展,对科学技术发展也提不出迫切的要求,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得不到适于生长的土壤。这就是说,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最根本的推动力,它只能在日趋腐朽没落的封建制的旧轨道上蹒跚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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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封建专制的思想统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是阻碍的因素,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光武帝颁图谶于天下,等等,对于人们的思想都起着禁锢的作用。这种思想的严厉统治到封建制社会的晚期愈演愈烈。明初,把程、朱理学奉为不可侵犯的正统哲学,而且对于知识分子的摧残和迫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一方面,统治阶级以功名利禄为诱饵,把大批知识分子引入了钻研儒家经典的死胡同,这固然是整个封建社会的通病,而到明清以后,按八股文取士,以朱熹所注的四书五经为辨别是非优劣的标准,更进一步取消了士人自由思考的余地,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不知埋没、摧残了多少有用之才。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使知识分子就范而采取的镇压措施,史不乏书。尤其到清代,屡兴文字狱,不知杀了多少无辜。清代乾嘉学派的兴起,正是这种高压政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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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潜心古籍,埋头于注疏、考据,可以免却灭门之祸。同时把学术界引入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对自然界的观察研究和厚古薄今的歧途。这样对于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就只有那些离经叛道者偶尔为之了。而这时的西方却是另一番景象,思想解放的浪潮方兴未艾,他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古代希腊、罗马、阿拉伯(其中包含有印度和中国的成就)的科技文化,一方面以高度的热忱去探索新的社会问题和自然界的奥秘。教育事业也已开始从教会的垄断中挣脱出来,得到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专门的科学技术教育和机构的出现与发展,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更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较中世纪的欧洲还多少高明一些的话,但到这时,中国封建教育依然如故,其劣根性甚至有增无已,当然不能同先进的西方教育同日而语了。而且真正的科学技术教育比西方要晚数百年,比日本也晚了半个世纪。两相对比,了了分明。反动、没落的封建制度造成的教育落后,以及知识分子备受摧残和思想僵化的状况,是近代科学技术未能在中国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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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次,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像对盐、铁、铜、矿山、外贸等大都实行官办一样,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和技术大多数也都是官办的。封建的官办事业,可以集中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因此对科技发展有它有利的一面。但是,官办的科学技术也有很大的弊病。最主要的是,这种官办的科学技术是以满足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为目的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科学技术成果对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封建社会的官办科学技术事业中,领衔的多是大官僚,本身又多数不懂科学技术,却班门弄斧,或以此为例行公事,而科学技术人员(多数人同时也是封建官僚)也多是把工作视为敷衍官差。探索自然奥秘和发明新技术的职责被受禄任事的封建官僚体制所冲淡。如《盐铁论》就披露了铁官粗制滥造铁器的事实。又如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记载的司天监工作马虎,涂改或编造假的观测记录的事,在宋代就屡见不鲜。这种情况在封建末世更得到恶性发展,明清之际的司天监竟无人知晓“大统历”(实即“授时历”)的缘由,对交食的推算连连失误,束手无策。在清末洋务运动时期的许多官办厂矿中,可以看到不少这种例子。耗资巨万,不计成本,官僚式的管理,贪污成风。在这种情况下,近代科学技术又如何能够得以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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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封建统治阶级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使他们不可能像资产阶级那样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谋取更大利润的手段以及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即使是其中较为爱好科学和技术的人。例如清代的康熙,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能够站到普通资产阶级的高度。不用说和后来的拿破仑不能相比,就是和与康熙同时的法国路易十四、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等西方肯于提倡科学技术的帝王君主也不能相比。可以说,对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的作用,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始终没有认识。直到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已经认识到应该向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学习,但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却依然认识不足。反对学习的顽固派自不待言,他们一直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就是主张向西方科学技术学习的洋务派,提出的口号也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想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巩固封建主义的统治,而不是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科学技术完全是为了满足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统治阶级除了用来制造供自己享乐用的玩物之外,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把它看做是粉饰太平的点缀。如此,科学技术怎能不落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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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虽然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确实是在不断地吸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成就。但不可否认,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大国,也产生了一种天朝大国思想。认为向邻邦外国学习,似乎有损尊严,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当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已经有较大进步之后,西方列强对东方大肆扩张的时候,这种故步自封、妄自尊大、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思想,显得尤为突出,形成了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严重的思想障碍。同时,它又是清代曾奉行的长达百余年的闭关自守政策的思想基础。这一政策使中西方科学技术的交流陷于中断,人们对欧洲科学技术的新进展,以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新潮流、新手段,茫然无知,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天朝大国的思想也好,闭关自守的政策也好,都是封建的保守性与反动性的表现。因此可以说,垂死的封建制度不但极大地消磨着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内在潜力,而且还力拒外部的积极因素于国门之外。既然内乏“粮草”,又外拒“援兵”,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又何由产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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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一经产生,就形成一个无形的壁垒,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保守性与排它性的问题。随着体系本身的充实与发展,这个问题也愈益突出,它使得与该体系相左的科学成果、科学思想的出现,成为很困难的事,即要突破原有体系的框框,是很不容易的。另一方面,它对外来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吸收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和局限性。如数学方面笔算的方法早随佛教而传入,但由于筹算法的高度发展,没有为人所重视;三角函数表早在唐代亦已传入,但由于代数法的高度发展,也被湮没在浩瀚的史籍中。这些对我国古代数学和天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憾事。当然,如果外来的东西不影响到体系本身,如农作物、药物的引入等,可以顺利地被接受,并融化在原有的体系之中,但其与原体系迥然异趣的理论,就难以吸收了。由于科学技术本身的这一特点,当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知识界面前展示了与中国原有体系不同的新东西时,原体系的保守性与排它性就显然成为较快地吸收这些新知识的一种障碍了,这也许是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迟迟未能兴起的原因之一。但新知识的传入确实引起了当时知识界的极大震动,而且这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已从自己体系发展的高峰跌落下来,原有体系中的一些成就(如数学和天文学尤为突出),或被人遗忘,或正被当作新的知识在探求。所以,它并不是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未能产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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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上述种种原因,大都是与封建社会先天的缺陷有关的。其种种弊端,到封建社会的末世,愈演愈烈,积重难返;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成了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的严重障碍,是近代科学技术未能在中国产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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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发展的迅速和滞缓,从长远的时间和整个社会的范围来观察,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的政治制度。这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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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奴隶社会,从发展的规模和制度的完备等各方面说来,是远不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国家的。但这却为中国得以及早完成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和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科技发展,在整个中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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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封建社会,虽然从各方面讲又都远不如中国,但封建势力的相对分散和软弱,却又为他们迅速过渡到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这使得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迅速发展,使他们在近四百年内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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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落后,落后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转变为先进。历史的辩证法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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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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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3卷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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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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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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