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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很流行这种“明尼苏达式猜想”，亦即本能直觉。人的“情绪脑”对某种情况闪现出一个快速的评估，并且这种评估不受缓慢的逻辑推算的验证，但它却是非常准确的。关于这种现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ónio Damásio）对大脑受损的病人做过一些观察实验，发现他们因为无法作出本能的“瞬间判断”（snap judgments），而会表现出大量异于常人的奇怪举止。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畅销书《眨眼之间》（Blink）几乎从头至尾都在探讨瞬间直觉的力量以及偶尔出现的危险。书中提到了相关的事例，比如，历史艺术家在几秒内就知道一个古代雕塑是不是赝品；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察所作出的毁灭性的瞬间判断——他误以为一个伸手到口袋里拿钱包的人是准备去掏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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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依靠直觉作出瞬间判断的功能再强大，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它们当中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好创意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大部分好创意必定是慢慢孕育才最终形成的。最初，对一个问题，感觉会有一种新的解决方法。这种感觉虽然不太清晰，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但却真实地存在着。这种感觉在大脑的角落里若隐若现，有时候会持续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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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它会慢慢和其他的创意碰撞、连接，慢慢找到让自己成长突变的力量来源。之后的某一天，这种感觉或想法就转变成了更加重要且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新创意，而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发现了一座新的信息宝库，可能是和另一个人大脑中的猜测或想法进行了组合连接，也可能是因为大脑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创意，并把它们进行了串联整合。因为这类慢慢孕育中的灵感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成长和发展，其生命力并不强大，甚至相当脆弱，很容易因为每日的琐事而被忽略。但这个漫长的孕育期正是这一类创意的强大力量之源，因为要得到真正独特的见解，必须经过同样的过程，以同样的方式去思考别人从未思考过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瞬间闪现的判断也就只是一种判断。比如，这个人是否值得相信呢？这个雕塑是不是真品？而一个新创意或想法要比这些判断复杂和深刻得多，它是解决一个问题的新思路，或是发掘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新机遇。但凡具有突破性的创意，一般都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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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决定做一个极富创意的实验，他把一根薄荷枝隔绝在一个封闭的玻璃瓶中。这个著名的实验最终证明了一点，植物是能生成氧气的。这个发现是现代生态系统科学中最为根本的发现之一，而这个实验源于普利斯特里大脑中的一个孕育了20年的猜测。少年时期的他，非常喜欢把蜘蛛关在玻璃瓶中。当时，他产生了一个想法：生物被放在封闭的容器里就一定会死亡的事实，一定隐含着一些有趣的玄机。这一想法最终被证明触及了一个更重大的生物规律。他将这个想法一直保存在大脑的一个小角落里，直到理解其中奥秘的时间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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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是对一个问题进行长期坚持不懈地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在那20年间，普利斯特里涉及了十几个不同的研究领域，进行过数百种不同的实验，与当时世界上学术水平遥遥领先的其他学者和科学家们进行过无数次的交流。他只把极少的一点时间和精力用来思考植物呼吸过程这一问题。普利斯特里所做的，只是在大脑里一直保持这一想法。维持一个灵感的存活更多的只是慢慢地培育它，而并非是一种汗流浃背式的辛苦耕耘。只需要给灵感足够的营养，并且让它生长在能让根须建立新连接的肥沃的土壤里，然后，给它时间，静待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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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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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给后见之明的镜头涂上了凡士林，让那些缓缓发育中的灵感模糊从而被错看成一个又一个瞬间闪现的顿悟。发明家、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们都喜欢把自己取得的重大突破说成是源于某种顿悟，一部分原因是，在描述创意出现的过程时，如果把它归结为一种灵光乍现的结果，能产生叙事快感；另一部分原因是，灵感在慢慢孕育的过程中，其发展变化是极其缓慢和随意的，毫无章法可循，因此很难进行清晰地描述。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一下人类各科知识发展与积累的过程就会发现：慢慢孕育的灵感是常规而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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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尔斯·达尔文自传》中，有一段描述广为流传。当年轻的达尔文努力理解生物的进化过程时，他的真知灼见是如何突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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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10月，也就是我开始系统研究 15个月以后，当我读书自娱时恰巧拿起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通过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我发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都上演着生存竞争的大戏。于是我突然想到，在这种情形下，有利的变异往往会生存下去，而那些在环境中不具备优势地位的生物体则被毁灭。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新物种的形成。就在那一刻，我的新理论终于可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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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牛顿苹果故事的进化论版本：马尔萨斯的观点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砸在了达尔文的头上。就这样，自然选择理论诞生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段顿悟故事的版本，一部分是源于自然选择理论本身的简洁与优雅。与那些在技术层面更加复杂的科学突破理论相比，关于进化论的基本理论就该是在一个灵光闪现的瞬间突然“跳入”达尔文的大脑中的。据说，达尔文最坚定的支持者赫胥黎在第一次听到自然选择理论的相关论断时，曾脱口而出：“我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是多么的愚蠢啊！”达尔文发现的这一理论在学术史上也有另一个复本，正复本之间同样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对称之美。因为，在达尔文创立自然选择理论几年以后，当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独立得出自然选择的相关理论时，也曾声称他的理论突破同样是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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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马尔萨斯的顿悟都是达尔文创立相关理论的来源，并且这一说法一直被当作一个权威版本。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位名叫霍华德·格鲁伯（Howard Gruber）的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决定重新细读达尔文在创立相关理论以前的大量笔记，希望能找到真正的答案。他希望能重建达尔文在1838年秋天创立理论之前，在他大脑里进行的思考推断、信息拼组和脑内辩论的奇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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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伯从达尔文的笔记中得出的结论与达尔文在《自传》里讲述的情形截然不同。在笔记中，达尔文清楚地记录着马尔萨斯顿悟的出现时间是1838年9月28日。但是格鲁伯发现，达尔文理论的各个核心要素早在马尔萨斯顿悟出现之前就已经记录在他的笔记里了。达尔文在创立理论前，就已经掌握了生物变异的重要性；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同物种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竞争；不同物种之间存在的具体生理联系；生物进化需要漫长的时间等基本知识点。这些内容自1837年开始就在达尔文的笔记中详细地论述过。达尔文并非无法将已经齐全的拼图碎片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因为，从达尔文的笔记中可以发现一点，在马尔萨斯顿悟出现的几个月前，达尔文曾经写了几个小节近乎完整地对自然选择理论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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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在达尔文阅读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前一年，他就在笔记中做了如下的速记：“在漫长的时间里，每一种动物都会繁殖出上万种不同的变体（各种变体的产生可能是因为环境的关系），然而，只有那些更加适应所处环境的变体才能得以生存下来。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想要对达尔文的这种推论做一些完善和加强，并得出一条正确的自然选择理论，只需要对他的理论公式做一些细微的调整就行了。适应良好的物种之所以存活下来，是因为这类物种在繁殖优秀后代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因为某种原因，达尔文并不知道他已经接近了问题的答案，而后又继续研究了一年，才认为“我的新理论终于可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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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著名的马尔萨斯顿悟之后，达尔文似乎还是不能完全掌握由自己所创立的自然选择理论。9月28日的一节日记显得特别兴奋，而且似乎正在思考衡量这项理论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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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在远比25年短的时间里以几何级数增加……这种嵌入式增长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为了产生一种适当的人口结构，从而可以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化。在形式上，马尔萨斯展示的是人口密度对人类能量的最终效应（凭借意志力）。我们也许可以说，因为自然环境的要求，有一种类似于十万根楔木的力量，试图将每种适应的结构嵌入自然经济的空隙中，或者将那些弱者挤出去，形成新的结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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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随后的几天、几周里，达尔文并没有在笔记里记录下自己在这一研究问题上已经取得的分水岭式的新突破。格鲁伯注意到，就在第二天，达尔文写了一篇长日记，论述灵长类动物的性好奇问题。这一论述显然与他的新发现没有半点关系。一个多月之后，达尔文才最终找到了自然选择理论的关键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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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不能确切地认为，达尔文恰好就是在1838年9月28日那天，突然想出了自然选择理论。我们最多可以这样认为，在1837年的夏天，达尔文开始做研究时，他的大脑里还没有完全抓住这个想法；而在1838年11月，这个想法在他的大脑中终于形成了。这并不是说历史记录中存在着缺憾。而是说，要明确无误地指定达尔文想到自然选择论的具体时间是相当不容易的，或者说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一想法并非是瞬间出现在他的大脑中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像波浪一样，渐渐地流进他的思维意识里。在达尔文阅读马尔萨斯的著作之前的几个月里，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他的大脑里已经出现了自然选择理论的相关思考，只是他还无法对这一个问题作出完整的回答。这就是灵感慢慢地孕育和成熟的过程：灵感偷偷地出现，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直到完全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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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尔文为了科学研究而进行的另一个旅行故事中，这种灵感孕育的过程再次出现了。在达尔文乘坐“小猎犬号”的航行中，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调查，积累了很多的研究素材。有一点可以肯定，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的相关物种之间的差异性，如达尔文雀（Darwin’s finch）或加拉巴哥雀，是他在探索自然选择理论时的主要依据。但是，在1835年10月，在达尔文的航行笔记里，没有一个章节提到过与后来将要令世界得到新改变的自然选择理论相关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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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达尔文所记录的大量航行日记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地质研究的视角切入的，侧重于研究地质学家莱伊尔（C. Lyell，1797—1876）提出的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而不是研究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那些鸟类和爬行动物（在对达尔文日记内容做的一次统计中发现，其中关于地质学的记录有1 383页，而关于生态学的记录却只有368页）。他确实以一个博物学家的视角写过不少考察日记，但是，所有与“小猎犬号”航行相关的分析与思考都是出于地质学研究的需要。对于作为生物学家的达尔文来说，他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之行只是起到了积累研究材料的作用。但是，作为地质学家的达尔文，则有意识地对自己收集的研究材料进行了处理、分析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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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达尔文自己的解释，达尔文雀和与之相近的物种之间的奇异之处曾经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但是，直到第二年的春天，也就是当“小猎犬号”在基林群岛寻找避风港后，他才慢慢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在达尔文写于1837年的日记里，曾经有这样的记录：“7月份我开始写第一本关于物种变异的记录，因为自从去年3月份，我就开始对南美之行中发现的生物化石和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群产生了研究兴趣。这些事实（尤其是后者）是我所有观点的根源。”达尔文亲眼看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物种多样性，并且精确地将他观察到的各种现象记录了下来。这种记录的精确程度是空前的，但是，直到5个月之后，达尔文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的记录为什么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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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让旧灵感与新思考生出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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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持新生的灵感一直存活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难题。首先，你必须将它保存在自己的记忆里，保存在神经元组成的稠密网络里。大部分的灵感在慢慢孕育的过程中都过早地消失了，没能来得及转变成一些有用的创意。有时，你的大脑中产生了一个灵感，觉得有一条新的有趣思路可以去研究，并且认为这种研究可以帮你找到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很快，你又遇到了一些更加紧急的事情要去处理，于是顾不上之前产生的灵感。这个灵感就自生自灭了。因此，成功地孕育一个灵感的秘诀就在于：要将与之相关的各种信息都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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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能精确地追踪达尔文思想的演化，就是因为他一直保持着记笔记的好习惯。在达尔文的笔记中，记录了他在思考过程中曾经引用的各种资料，他临时产生的新思路，他曾经调查研究过并排除了错误的线索，他曾绘制的各种图表。一句话，他总是让自己的思想在笔记本上漫步。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达尔文的思想转变过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得益于他的笔记本平台为思想提供了一个慢慢孕育、发展的空间。当达尔文的思想在大脑里出现、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他的笔记本的作用并非只是对这些过程进行简单的抄录。达尔文不断地重读自己的笔记，发现字里行间一些新的潜在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思想变化过程就像是一支二重奏的曲子，合音的一方是现在式大脑里的思考，另一方则是那些记录在纸上过去式的观察记录。在印度洋中间的某一个地方，一系列的思考让达尔文重新审视自己5个月前写下的、关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动物群的相关笔记。当他重读这段笔记时，一种新的思路慢慢在他的大脑中成形了，达尔文又记下了更多新的笔记。两年后，马尔萨斯小插曲一发生，他便完全领悟了那些新笔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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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记笔记这一习惯可以说是承袭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一条悠久的传统，那就是保持摘录习惯。这一传统在启蒙运动时期达到最高峰，并且帮助人类取得了很多的进步。学者、业余科学家、有抱负的文人墨客，差不多所有在17~18世纪里，希望在学术研究或知识发展领域里有所建树的人们，都会随身携带一个摘录簿，在必要时记下相关的信息。那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像弥尔顿、培根（Bacon）、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都坚信在摘录簿上记笔记可以让自己的记忆得到增强。关于摘录簿的应用，正如它的名称“摘录”一样，涉及将一个人阅读过程中碰到的有趣的、或引人思考的章节段落记录下来，以便不会随意忘记，并最终发展成为一部为个人量身定制的百科全书。这充分显示了这项工作的自助性质：保持摘录习惯，可以储备出一座属于自己的知识宝库，让我们在探索人生的旅程中，随时可以根据需要从中提取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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