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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从1652年开始随身携带摘录簿。那一年是他在牛津大学学习的第一年。在之后的10年里，他根据自己在摘录簿上做笔记的实践经验，提炼出一整套精妙的索引系统，给摘录簿上的内容进行索引。洛克个人觉得自己的这一系统非常有效，于是他在自己的一本经典著作《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附录了这一索引系统的具体操作细节。就这一索引系统的复杂程度来说，这种方法是有些可笑的。然而，洛克突破了设计要求的限制，所创立的索引系统不仅发挥了索引的功能，而且精简到在两个页面上写完；并且可以随着摘录簿中内容的增加而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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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遇到我认为应当加入摘录簿的任何信息时，我首先为这条信息确定一个合适的标题。假设，这个标题是“EPISTOLA”（书信），我便按照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和紧跟其后的第一个元音字母来进行索引查询。在这个例子里，便是“E.i.”。如果在标注了“E.i.”的索引条目下可以找到一个页数，我便到专门记录首字母为“E”而且随后第一个元音字母为“i”的这一页上去记笔记。我必须在那一页写上“Epistola”这个单词，再在这个单词下方写下这个标题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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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索引方法曾经非常流行，以至于在这一方法出现一个世纪以后，出版商约翰·贝尔（John Bell）出版了印有如下标题的笔记本：《贝尔的摘录簿——编排格式参照洛克先生所推荐并采用的方法》（Bell’s Common-Place Book）。在这个笔记本中，共用8页介绍了洛克的索引系统：不仅可以让读者快速地找到所要查询的笔记内容，还可以完成一个更加高难度的任务，即促进读者思考与反思。约翰·贝尔出版的这个笔记本，成为18世纪后期最著名的一本摘录簿的创作思想来源。这个摘录簿的作者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爷爷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创作时间为1776—17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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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尔文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一直致力于为自己的爷爷写一本传记。为此，达尔文从表兄雷金纳德（Reginald）处拿到了爷爷的摘录簿，并且认为这是一本“奇书”。在达尔文编写的传记中，捕捉到了该摘录簿内容多样性的特点。“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设计草图和方案：改进的灯具（很像我们当代使用的调节器）；附伸缩功能的蜡烛台，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到自己喜欢的高度；复写器具、织袜机、天平、 测量机等；会飞的鸟，但却不用靠自己的翅膀飞行，并提议可以用火药或压缩后的空气作为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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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簿的传统隐含一种介于秩序与混乱之间、介于崇尚有条理的编排以及出人意料的新连接之间的张力。对于许多启蒙主义时代推崇摘录簿的人来说，编写系统的索引是对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隐喻。一位持不同意见的传教士约翰·梅森（John Mason）曾在1745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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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去装饰自己大脑里的信息大厦，那么可以先把这些信息按照一定的分类法，在不同类别所属的位置内放置相关信息。当偶然想到或谈论某个具体主题时，就能立即求助于之前存放在此话题下的好想法。这样一来，每当提到这个话题，就会立刻闪现出相关想法，这就好像是在自己的大脑里一直放着一本摘录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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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一些人，比如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和达尔文祖孙两人，都把自己的摘录簿当作一座存放各种各样灵感的仓库。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对摘录簿中内容排列所呈现的混乱与无章，曾做了如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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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读者在阅读时，一般都是从头到尾顺序阅读。但与这种习惯不同，近代早期的英国人在读书时喜欢随性阅读，有时可能会在不同的读物之间进行切换。他们把所读的文本分成各种不同的片断，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将一些内容记录到摘录簿中的不同部分，从而将那些摘录的信息拼组出新的形式。当重读这些摘录的内容时，又会添加新的摘录，让这些共同拼组而成的信息地图呈现出新的图案。可以说，阅读与写作就是这样成为了密不可分的活动。阅读和写作是理解万事万物的途径。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了各种符号，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阅读它。通过坚持将自己的阅读所得记录下来，你便可以编写出一本只属于你的书，一本镌刻着只属于你的个人印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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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重读摘录簿上的笔记都会发现一些全新的东西。我们会看到灵感在过去慢慢进化的过程。有一些灵感最终被证实只是探明真理前遇到的障眼法；另一些灵感则被证实为无关紧要，毫无深度；还有一些灵感慢慢演变，最终可以为它著书立说。可以说，每一次重读摘录簿，都极有可能会受到自己刚刚产生的一些思考的启发，使之前记录在册、但已经或多或少被遗忘的灵感得到复活，而且旧灵感和新思考之间可能会生出新的连接与组合。洛克方法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将摘录簿的内容有序排列，从而方便我们很快查找到所需要的记录片断；但同时，又允许摘录簿的主体内容按照一种不规则、无规律的形式随意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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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之前着手、但却早夭的项目中所产生的一些灵感，如果在记录的时候设置了过多的限制，那么很有可能让它们成为思维的“孤儿”。当我们再次重读一些笔记时，就很难让它们与其他灵感结合并继续生长。我们需要一种系统来捕捉灵感，但并不需要对灵感进行分类。因为类别会设置壁垒，将相异的创意限制在只属于自己的“思维孤岛”上。这是人类创新史与自然史的差异之一：群岛无法培育出旺盛的新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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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询一切的万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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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浩淼的书目史，还有另一本英国的著作同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摘录簿一样，应当得到我们的关注。这是一本在维多利亚时代广受欢迎的指南手册。其书名《探询一切事物》（Enquire Within Upon Everything）尤其让人印象深刻。这本书于1865年首次出版，其卷首语提到书中将会介绍大量家庭生活和家务操作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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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用蜡来做一朵假花模型，学习一些社交礼仪，为早餐准备一道开胃小菜，为晚餐准备一道美味的主菜，为大型或小型的聚会准备晚餐，治疗头痛，编写遗嘱，结婚，或让刚刚过世的亲人入土为安等，不管你想要做什么事，想要制作什么，想要享用什么，只要你的愿望与家庭必需品有关，我都可以为你提供帮助。因此，我希望你打开《探询一切事物》这本书，从中找到你想要的答案。——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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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指南手册一共印刷了100多次。直到20世纪，它仍是家家户户的一本必备读物。其中的一本早已散发着霉味，但是却于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伦敦郊区一对数学家夫妇所居住的房子里。这对夫妇有一个年幼的儿子。他对书名中提到的“魔法指南”一词非常感兴趣。于是这个孩子便花了很长时间慢慢钻研这本书，试图打开“一扇通向想象世界的大门”。这个书名此后便一直留存在他的脑海里，与之相联系的还有他在读书的过程中，好像在探索一座巨大的信息宝库并且感觉到的那种奇妙的心理体验。10多年以后，他在瑞典的一个研究实验室里工作，职位是软件咨询专家。他发现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的信息和与人员流失相关的其他信息，这些信息让他感到压力巨大。于是，他便着手进行了一项“业余项目”，开始研究如何发明一项新的应用程序，可以帮助他对那些信息进行有效的追踪。当他给自己的程序命名时，思路便又回流到多年前看过的那本新奇的家庭事务百科全书。于是，他把自己正在开发的软件称作“探询者”（En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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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程序可以将各种关于人事或项目的信息储存成网络里的节点。要在两个节点之间连接双向的指针并非难事。当你通过软件查询某个人的姓名时，可以快速地找到这个人正在进行的各个项目的信息。实践证明，这个应用程序对于信息的处理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不久之后，这名程序设计员换了工作，就放弃了这个程序。几年以后，这名程序设计员又开始设计另一个软件。他将软件命名为“信息捕捉”（Tangle）。只是这个软件的开发过程却一直不太顺利。然后，在他第一次开发“探询者”软件后的第10年，他着手进行了另一项更有挑战性的开发，试图通过超文本链接的应用，将储存于不同的电子计算机上的文件连接起来。在为这个新生软件平台取名字时，他踌躇了好久。最初，他叫这个平台“矿”（mine）或“网”（mesh）。最终，根据这个平台存在高密度信息网络的特点，他想到了非常奇妙的隐喻，并以此为它命名。他称这个平台为“万维网”（World Wide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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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到自己创立万维网的最初设想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爵士对自己的思路发展变化的过程不做任何形式的简化或归结，他没有把思路的进化过程合并为一瞬间的顿悟。万维网的诞生过程其实是一个灵感慢慢孕育的故事。最初，灵感的开端源于一个小孩子对一本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旧百科全书的浓厚兴趣；然后，便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在工作空闲时进行的一个业余开发项目，其目的是可以更好地掌握同事的各种情况；最后，是试图开发出一个全新的信息平台，可以将全球的计算机连接成网络。就像达尔文试图完全了解由各种生物体混杂而成的生物网，以及其中存在的各种秘密一样，伯纳斯–李最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来让他的创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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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总是问我，万维网创立过程中最关键的灵感是什么，或者说，让万维网正好就在那一天诞生的、诱发我思考的灵感是什么。我告诉他们，我在创立万维网的过程中，并没有经历过像其他人描述的“灵光一现”的顿悟时刻。之所以会创立万维网，是因为我在很长的时间里，慢慢地认识到一点，如果把各种思想、按照一种网状的形式连接起来，且对连接的形式不做任何的强制规定，那么将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创造力。万维网的设计理念就是这样产生的。万维网的崛起是为了回应一项公开的挑战。当各种思想、领悟，以及来自各个领域的新发现都在一个思维的漩涡里时，大脑的神奇能力把它们胶合在一起，最终，一个新概念产生了。这是一种灵感点滴积累和慢慢孕育的过程，而非解决了一个问题、再解决另一个问题的线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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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斯–李慢慢积累、创立万维网的过程，可以让我们发现该创新过程的另一个特点：在个人大脑与摘录簿之外的空间里慢慢孕育新生的灵感，使其慢慢成长、发展。达尔文可以穷毕生精力为自己的研究目标努力，但是这种优势是大部分人所不具备的。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讲，新的创意一般都是在工作环境内或附近产生的，并且会受到各种来自日常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干扰，被各种意外事件和责任分心，还会受到各种与之相关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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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伯纳斯–李是非常幸运的。他所处的工作环境——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对他的研究是非常有利的。他用了近10年的时间来孕育一个关于如何创立超文本信息平台的灵感。在那10年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工作。但是，直到1990年，也就是他研发“探询者”的10年后，伯纳斯–李才得到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的官方许可，开始正式研发一个超文本的信息网络平台。在那之前，他白天的工作是“数据采集与控制”；创建一个全球可用的信息交流平台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但是这两者之间又有很高的共性，因此他的上级主管才没有干涉。伯纳斯–李通过互联网上的一些新闻传播群，与其他超文本研发人员进行交流，从而得到有效的信息，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和提炼。由于可以随意地安排自己的业余时间，同时还在网络上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帮助，伯纳斯–李为自己的思路拓展创造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有利条件。他需要一种工作环境给自己的灵感留出一个小小的空间，让它可以在里面慢慢地孕育，不受任何每日紧急事件或其他必须完成的任务的打扰。此外，他还需要一种信息网络，可以让自己的各种灵感或猜测流动到其他人的大脑中，这样一来，不足之处最终可以得到优化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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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是促进灵感孕育的有利条件，那么2001年夏天的联邦调查局就是反创新的不利条件。在“9·11”事件的前几个月里，有两个关键的信息网络没有得到适当的连接。这两个信息网络就是自动案件支持系统和参与案件调查的相关人员大脑中的神经元网络。回顾一下，在2001年，按照一些随意的词语组合在网络查询并提取相关的文件已经是很平常的操作了。比如，可以将“飞行院校”与“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这两个词语组合，在网上进行查找。因为三年前谷歌便在网络上出现了，而谷歌的使用者们在网络上进行类似的查找，其结果基本上是立查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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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明尼苏达的联邦调查局分部对穆萨维进行调查后，信息网络能够自动提示原教旨主义活动调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阅读“凤凰城备忘录”，那么2001年夏天的最后几周可能会有很不一样的结局。然而，无论信息网络本身是多么精妙和聪慧，当事人的大脑中还得产生相关的信息组合与连接。假如戴维·弗拉斯卡阅读了由肯·威廉姆斯递交的“凤凰城备忘录”，他便有可能把两个不同来源的不同灵感进行连接，因为人脑中的模式识别技术是非常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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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网络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将“凤凰城备忘录”与“明尼苏达式猜想”连接在一起，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联邦调查局内部采用的信息技术是相当落后的。但是，假设联邦调查局在2001年夏天奇迹般地将自己的信息网络进行了升级，这两种猜测灵感可能还是无法进行连接。因为对于自动案件支持系统来说，其设计的根本要求之一就是希望相关信息不会随意得到连接。这是这个系统内在的特点，不会因为技术的更新就得以改变。按照计算机科学的通用说法，这是该系统的一个优势，而不是漏洞（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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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的信息网络是一种典型的封闭式网络。在这种网络中，不仅调查局外部的人不能随意使用相关信息，而且由于系统的特殊设置，内部工作人员也不可能轻易接触到网络上存储的文件。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是因为在联邦调查局长久以来的工作传统中，它一直致力于调查各种秘密，也“需要依靠”各种规定与限制来保护这些秘密。美国司法委员会（Judiciary Committee）对“9·11”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内，美国情报部门未能采取有效行动做过相关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提交的报告，联邦调查局的信息网络所采用的自动案件支持系统这一设计原则是罪魁祸首。这个系统被比喻为“烟囱式”（stove pipe）。在这个系统中，重要的情报资料被分别放入不同的格子里，无法与其他格子里的情报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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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真实的或是虚构的案件调查中，根据掌握的情况作出的猜测都是十分重要的。非常讽刺的是，在“9·11”事件的前几个月里，联邦调查局的信息系统是一位猜测灵感的“杀手”。在联邦调查局的内部操作规章中，如果一名数据分析师把一份报告标注为“推测性”，那么这份报告就无法被上层的工作人员查阅到。同时，落后的信息网络系统及其“烟囱式”的信息流通结构，阻止了威廉姆斯猜测灵感的传播，无法与其他探员的猜测灵感进行连接。伯纳斯–李在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所创立的信息平台上，各种想法、思路、发现都交互混杂在一起，形成网状连接。而自动案件支持系统不仅不支持创造数据信息连接的网络，相反，这个系统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这样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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