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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最具生产力的开放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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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生产力的平台是“堆叠”在一起的，最典型的例子是网络的分层平台（“平台栈”［platform stack］这个词是现代编程中常见的术语）。网络可以被假想为一种考古遗址，被层层的平台埋在每个页面之下。蒂姆·伯纳斯–李能独立设计一个新媒体，是因为他能在网络平台的开发协议之上自由地构建。他不必设计一套完整的、让全球电脑互相沟通的系统，这个问题在几十年前就解决了，他所要做的是建设一个标准框架，让使用者可以撰写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并经由现有的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进行分享。事实上，HTML建立在另外一个现有的平台上：即20世纪60年代由IBM公司开发的SGML。14年后，赫利、陈士骏和卡里姆着手创建了YouTube网站，他们将三个不同平台的元素拼接在一起，建立了这项服务：一个是网络本身；另一个是Adobe公司的Flash平台，用于播放所有的视频；以及Java脚本的编程语言，可允许终端用户将视频嵌入自己的网站。在现有平台之上的建设能力，说明了为什么三个男人能在6个月的时间里创建YouTube，而一大批专家委员会和电子企业却花了20年时间才使高清电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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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发展也有赖于“堆叠”平台的信息。库恩的研究范式就相当于科学界的软件平台：一系列定义术语、数据采集以及特殊领域界限调查的规则和约定。库恩的论证常常被误认为是一种纯粹的、相对科学而言的辩护，经验主义的“真理”总是被加上问号，因为每过一段时间，新的范式就会代替原有的（看起来貌似稳固的科学真理，也仅仅只是范式机器所生产的一种全息影像）。但现代科学范式很少被推翻，相反，它们都建立在先前的典范上。现代科学范式打造了一个平台以支持新典范。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一个“危险”的观点——用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话来说，因为它挑战了《圣经》和关于生命历程中以人为本的理论。但要度量它的科学力量，就要看看20世纪有多少新领域是以其为基础的。20世纪40年代，从“现代演化综论”（modern evolutionary synthesis）中出现了孟德尔（Mendel）学派和群体遗传学（population genetics）；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的发现引发了分子遗传学革命；还有新兴的领域，如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和“进化发展”生物学（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biology）。新的科学领域往往建立在多个平台上，最终诠释了“达尔文悖论”的学说——生态系统生态学（ecosystem ecology），站在了群体遗传学、系统论（systems theory）、生物化学（biochemistry）等平台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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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创作艺术也是通过“堆叠”平台逐步发展的。我们可能对此感到惊讶，因为我们印象中的艺术天才，通常是沉浸在他的课题中，从零开始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喜欢以打破常规的方式谈论艺术创新，打开相邻可能空间，普通大脑的人根本看不见。但是，天才需要流派。在《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福楼拜和乔伊斯以教养小说流派为原型，加以曲解并破坏。狄伦（Dylan）以原声民谣（acoustic folk）惯例为原型，创作了《重回61号高速公路》，使整个世界为之振奋。流派提供了一套具有足够连贯性的隐性规则，使得传统主义者可以安全地在规则内行事。而热爱冒险的艺术家打破了常规，给我们带来了惊喜。流派是创意世界的平台和典范。它们在艺术家之间通过一组复杂的共享信号进行交流，将每个不同的相关元素组合在一起。百年来，谋杀之谜作为一种小说流派，其写法一直是保持连贯的。但当你真正追溯它的历史起源时，却很难确定一个发起人：它是由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狄更斯、威尔基·柯林斯组成的，还有很多没有形成自身风格的同辈人，他们为稳固该流派发挥了作用。同样，立体主义、情景喜剧、浪漫诗歌、爵士乐、魔幻现实主义、纪录片、冒险小说、电视真人秀也是如此，它们几乎都是曾经非常重要的艺术流派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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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创意堆叠比流派更为深入。流派本身是建立在更为稳固的规则和技术之上的。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以《那又如何？》（So what?）宣布了他在比波普爵士乐（bebop jazz）即兴和弦规则上的突破——公开发行了《泛蓝调调》（Kind of Blue）专辑，尽管他的歌曲是按照D调多利安（Dorian）音阶的规则来编曲——这种风格顾名思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多利安人。当然，戴维斯从较为古老的、稳定的乐器平台开创了新的音乐风格，该风格始于戴维斯所演奏的有活塞小号，可以使小号手飞速按键。“原始状态”的小号没有复杂的活塞，几乎和多利安风格一样古老。戴维斯所用的现代有活塞小号，是在19世纪欧洲各地的乐器制造师历经几十年的改进之后，才成为标准乐器的。戴维斯之所以能够探索爵士乐创新的可能性，进而创造一个全新的流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不必发明D调多利安音阶或者有活塞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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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世界里，近期最著名的、研究“堆叠”平台创新力量的案例，是快速发展的社交服务网站Twitter。Twitter的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ams）和比兹·斯通（Biz Stone）得益于现有的平台，就像YouTube网站的创始人一样：Twitter传奇性的140个字符限制是基于手机短信（SMS）移动式通信平台的限制，该平台依赖于网络信息与移动手机相连接。但是，Twitter最奇妙的特点是：在短短的三年间，该平台出现了众多创意。刚问世时，Twitter被众人嘲笑为毫无价值的消遣娱乐，只是用来告诉朋友们早餐吃了什么而已。现在，它已被用于编辑并分享政治抗议的新闻、安排政府审查制度的程序、为大型企业提供客户支持、分享有趣的新项目，以及在2006年构思Twitter服务时，创始人并未想到的1 000个额外的应用程序。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性的功能变异的案例：原本被设计用来做一些事的工具，人们却发现了它的新用途。而且在Twitter的案例中，使用者一直在改造这个工具。用@符号回复另一个用户的规则，是由Twitter的用户群主动发明的。早期的Twitter用户从互联网中继聊天（IRC）平台搬运过来一个规则，开始通过“#”字符号组建一个主题或事件，比如主题为“#超级制作人”或“#就职典礼”。搜索实时流动的微博的能力，被证明对于Twitter的终极商业模式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它的广告潜力完全由另外一个新成立的企业所开发。由于这些创新，针对某个事件进行微博实况直播——例如政治辩论或剧集《迷失》（Lost），已成为Twitter使用者最常做的事。但是在Twitter运行的第一年，技术上还无法实现这种交互模式。这就像有人发明了一个烤箱，一年后发现，使用者自行想出了办法，将它变成了微波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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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Twitter平台的一个最有力造词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用户通过第三方软件进行交互服务，有几百个iPhone和黑莓手机的应用程序可以管理Twitter交流版，所有应用程序都是由业余程序员或小型创业者创建的。这些服务能帮助你上传照片并链接到你的微博；这些程序能在地图上搜寻到你所在地理位置附近的推友们。讽刺的是，Twitter.com网站所提供的工具在过去的两年里几乎没有改变，但是完整的Twitter工具却在其他地方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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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平台的多样化绝非偶然。它来自于多西、威廉姆斯和斯通从一开始就采取的深思熟虑的战略：他们首先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平台，然后创建了Twitter.com网站。软件中的开放式平台通常被称为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是一种通用语言，其软件应用可以可靠地与他人沟通，一套标准化规则和定义允许程序设计员在其他平台上创建新的工具，或者跨平台组编信息。互联网用户使用谷歌地图制作地理插件，他们编写程序使得绘图API可以与谷歌的地理数据实现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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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API仅仅显示平台底层代码的小子集，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简单，也有一部分版权的原因。按照惯例，程序开发人员写好一款软件后，要经由API暴露一小部分功能给外界开发人员。Twitter团队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他们首先创建了API，暴露了所有关于服务的至关重要的数据，然后在API上创立了Twitter.com网站。传统软件会将API用户设想为不应该获得软件所有机密资源的二等公民，唯恐失去竞争优势。Twitter的创始人认识到，完全公开不失为另外一种竞争优势：在自己的平台上建设规模最大及最多样化的应用软件生态系统，会带来合作优势。为产品想出好创意的责任不再仅仅由公司承担，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好创意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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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Twitter和谷歌这样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已经使用了开放的API以鼓励创新，这种方式非常令人着迷。但更引人注目的发展在于公共部门。2008年秋天，华盛顿特区的首席信息官维维克·昆德拉（Vivek Kundra），宣布了一个名为“民主应用”（Apps for Democracy）的程序（更换了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具有煽动性的暂定名称：“开辟疆土”［Hack the District］）。软件开发者被邀请利用市政府提供的公开数据创建应用，只要能够使得政府数据库为居民、游客、企业或政府机构提供更有用的信息，该应用可以采用任何可能的形式——网站、Facebook、iPhone应用都可以。赢家将会获得10 000美元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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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只给了30天的开发时间，但在期限截止时，仍收到了47个不同的应用。两个获胜的应用一个介绍了在全华盛顿地区步行浏览古迹的路线，另一个为考虑搬迁到新城区的居民提供了大量的人口统计信息。提交的其他应用包括跟踪政府在具体项目上的开支工具、城市自行车骑手导航，以及直接从街道上的停车计时器接收的实时停车数据信息。有一个独特、有趣的应用名为“安全行走”（StumbleSafety），用来帮助酒醉的用户规划出从城市里任何一个酒吧回家的最安全的行走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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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地区的试点相当成功，目前全世界的几十个主要城市纷纷效仿。2009年春天，华盛顿运行了“民主应用”的第二代程序，昆德拉没有出席颁奖典礼，因为他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国家首席信息官，协助创建宏大的“政府数据”（Data.gov）网站项目，以及一个由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运营的“推动美国的应用程序”（Apps for America）项目。这些都是与Twitter、谷歌和Facebook类似的创新平台。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着手“再造政府”时，该项目的宏伟目标之一就是使政府机构更具创新性。但是戈尔的措施都是对内的，几乎无一例外：在政府内部组建新的组织架构，削减复杂的办事流程，鼓励跨部门合作。“民主应用”所提出的是更加开放式的观念：其中有些关于政府的好创意可能来自于政府之外。如果外界开发者团体可以为Twitter网站建设像搜索界面这种必不可少的应用，那么公民开发商为什么不能为政府提供与之比拟的创新呢？肯定会有人能够为纳税申请表提出更好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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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压制创新方面，政府官僚机构的名声由来已久，但是政府拥有4个关键要素，使得它可以得益于新兴平台的创新机制。首先，它拥有包含大量信息与服务的资料库，只要能够妥当安排一切，对普通民众将很有价值。其次，普通民众对政府处理的信息具有强烈的兴趣，不管是关于工业区、卫生保健服务还是犯罪率的数据。再次，在能够感知到城市处于危险的时候，公民乐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聪明才智去处理问题。最后，政府机构并非私营企业，它没什么竞争压力，不需要将那些资料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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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的竞选活动让大家认识到，网络技术可以帮助领导人竞选职位。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看见一旦当选，这些非凡的技术可以帮助领导人更有效地治理国家的证据。然而，考虑到政府作为一个平台——借用对网络具有远见卓识的蒂姆·奥莱利（TimO’Reilly）的话，这可能是实现数字时代新型政治管理的一种方式。政治领导涉及一些基本要素，即决策和演说，外包给流动的网络并非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一个优秀的政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针对公民的问题或者官僚主义本身所面临的问题，要能够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平台模式的魔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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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魔力的一部分是经济性的：实现性平台可以显著降低创造成本。那47个在一个月内产生的应用，华盛顿政府总共只花费了5万美元。昆德拉预计，假如市政府用传统的方式对外承包创建这些应用，花费将超过200万美元（并且，进程会超过一年）。同样的公式适用于私营企业的网络创新。如果赫利、陈士骏和卡里姆被迫从零开始编制一个在线视频标准，将会花上数年时间和上千万美元，而且只能得到一个线上的测试版本。至今，Twitter没有花一分钱去创造一个跟踪微博所在位置的地图绘制应用程序，因为许多服务是由第三方创造并推广的，对Twitter自身来说是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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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然界不以货币为测算单位，但是也表现出类似的经济模式。红冠黑啄木鸟在枯死的树上钻出大洞作为自己的巢穴，但它本身是没有办法让大树枯死的，所以它们主要依靠碰巧遇到自然死亡的树木。所幸，为了创造适合自己居住的森林湿地，海狸不断地啃断树木，为红冠黑尾啄木鸟造出适合它们栖息的生态系统。它们直接利用松软、柔韧的腐烂树木，而不必付出推倒大树的代价。有趣的是，啄木鸟通常会在一年后离开它们在树中构筑的家，为燕雀留下了理想的筑巢场所。燕雀得益于啄木鸟的洞穴，无须承担在木头上钻洞的代价。海狸所创造的湿地，正如Twitter的创建者所建设的平台，引发了各种变化，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大家共享并保护这里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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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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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从特拉华州的印第安河入口，往正东方向航行30公里，随着湍流俯冲24米，来到大西洋的开阔水域，你会在海底发现一个欣欣向荣的水下城市：大群的比目鱼、黑鲈、隆头鱼飞速掠过轻轻摇曳的海草。你还会发现大约700个地铁车厢，这些车厢是特拉华州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控制部在过去的10年里存放在那儿的。远离特拉华海岸，被安置在那儿的车厢已经形成了一个人工珊瑚礁，为那些受东北海岸砂层之苦的贝类和海绵动物提供了一个坚固耐用的避难所。人造珊瑚礁为多种多样的鱼群创造了重要的温床；自从第一辆汽车在那里沉没，特拉华州珊瑚礁上的生物量已经增长了400%（人造珊瑚礁还有第二个作用，即避免海岸侵蚀）。由于不再需要大规模的运输，废弃的地铁车厢在“退休”后又有了新的职业——它们现在是“生态系统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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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天生就对废弃物品有所偏好。黑鲈和贝类在“退休”的车厢里组建了一个家，就像燕雀在红冠黑尾啄木鸟废弃的窝里筑巢一样，反映了简·雅各布斯几年前在城市开发中检测出的模式：被遗弃的空间有旺盛的创新力。实现性平台的创造力是从现有资源的创造性和重复使用的经济性中获得的，任何一个都市人都会告诉你，大城市中最昂贵的资源是房地产。“如果你四下环顾就会看到，通常拥有完善的设施、高营业额、规范的或拥有巨额补助的企业，才能负担新建筑的成本，”雅各布斯写道，“商店、饭店和银行进驻新建筑，但是附近的酒吧、外国餐厅和当铺则进驻旧建筑；超市和鞋店常常入驻新建筑，书店和古董店却很少这样做。”其中的含义是：风险较高或规模较小的企业很难在城市的计划环境中获得支持，那里的建筑、街区和整个居民区失去了原本的居民和工业，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惠普、苹果和谷歌公司都在郊区扎下了最初的根基）。购物中心只有50年历史，相对于一些具有千年历史的城市来说是如此年轻，但是迄今为止，即使是运气最差的商场也保留了最初的功能：消费者集中购买个人用品的地方。它们还没有被表演艺术家团体、互联网创新公司、重工业回收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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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斯在曼哈顿西村（West Village）居住了很多年，有些街道类似于现在的购物中心。但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那些老旧的建筑被用作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用途：工业港口枢纽，城市肉类的主要供应点，行为乖僻的人和失学儿童的避难场所，同性恋权利运动的集中点。雅各布斯的重点是：大城市的狂热活力，城市版本的创造性破坏，自然而然地提供了较为老旧的、不太理想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因被渺小或古怪的人所占领而充满想象力，是费舍尔发现的对城市生活如此重要的亚文化群。艺术家、诗人和企业家是基林群岛珊瑚中生机勃勃的鱼：被原始宿主遗弃了很长时间，他们发现在外围生存更加容易。正如雅各布斯所观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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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何一个真正的好创意而言——不管最终是否获利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成功，在新建筑的高额开销中，没有反复试验、摸索的空间。旧观念有时会使用新房子。新创意必须使用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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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循环利用的不仅仅是建筑物。海洋生态学家在研究珊瑚礁生态系统能量的流动时，发现珊瑚礁进行了一项令人震惊的营养循环工作。科学家早就认识到，珊瑚与虫黄藻（zooxanthella）之间共生关系的重要性。两种生物有效地依赖彼此的废弃物：虫黄藻依靠光合作用获得能量，输出氧气和糖分；珊瑚依赖氧气和糖分供自身生长，同时排出废弃物，如二氧化碳、硝酸盐和磷酸盐，又可以供虫黄藻生长。随着虫黄藻数量的增加，更广大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得以汲取、分享更多太阳能。虫黄藻和珊瑚是神奇的邻居，迫切需要彼此的“垃圾”，因此每晚见面都交换“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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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珊瑚礁在营养循环上的延伸远远超过珊瑚和虫黄藻的合作。2001年，一个由克劳迪奥·里克特（Claudio Richter）带领的德国生态学家队伍，用内窥镜检查了红海珊瑚礁微小的内部腔体，隐藏在那些小型洞穴中的是数量庞大的海绵，它们已经适应了黑暗的珊瑚礁内部，因为珊瑚礁提供了避难所，使它们远离海胆和鹦嘴鱼这些天敌。这些海绵还吃掉了另外一种重要的光合生物——浮游植物，当它们漂过礁石的霰石洞穴时。像虫黄藻一样，海绵排出的废弃物可以给珊瑚提供养分。这些隐藏已久的海绵体现了两个平台循环的法则：一方面，它们从珊瑚骨架废弃的空间获得好处，降低了抵御天敌的成本；另一方面，作为回报，它们排出营养物质，宿主随之分泌更多的霰石，为更多的海绵创造新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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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以其错综复杂与相互依赖的食物网络为特点，科学家现在才刚刚开始了解它整体的复杂性。一旦你理解生物平台如何建立在这个系统的废弃物上，“达尔文的悖论”就一点也不矛盾了。珊瑚和虫黄藻的共生关系增加了从光合作用中获得的总能量，如此数量众多而又密切相关的物种有效地重复利用能源，创造了紧密的营养循环网，这意味着它们的栖息地可以事半功倍地扩大。这样的环境按理说应该和海面上的沙质环礁一样荒凉，但却出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水下城市。推动此进程的不是竞争，而是创造性的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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