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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常被称为与现实世界隔绝的象牙塔。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20世纪出现的大多数科学和技术典范思想都起源于学术研究。这不只适用于物理这样“纯粹”的科学，也适用于更直接的商业用途。例如，口服避孕药在过去半个世纪为大型制药公司赚取了数十亿美元，但推动其发展的关键性研究，大部分是在哈佛、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引用第7章的一句话，学术研究者的开放式网络经常创造生成性的平台，在那里商业发展成为可能。未来10年很可能会看见一波由基因体科学（genomic science）制成的药品，但其基础的科学平台，也是最为关键的、确定并映射DNA序列的能力，几乎完全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个个分散的科学家团队在私营企业之外研发的。这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一次又一次见到的模式：第四象限的创新创造了一个新的开放式平台，商业机遇随之改善并重新包装原有的突破，或在此基础平台上开发突现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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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项关键性的发展辅助了第四象限的创新：增长的信息流量。信息外溢需要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地理密度，虽然邮政系统在启蒙运动时期创造了小型的、分散式的创新网络，但今日的互联网更是有效地降低了分享好创意的运输成本。信息外溢在伽利略时代的效益和今日一样高，但创造这种意外收获与功能变异的液态网络则要困难得多。现代生活的连接性意味着我们要面对相反的问题：阻止信息外溢远比让它流通要难得多。结果是，专注于保护知识资产的私营公司必须投入时间和金钱，建设“人为稀缺”（artificial scarcity）的障碍物。第四象限的参与者没有花费这些成本：他们可以集中精力想出新创意，不用围绕旧点子建设壁垒。并且，由于这些创意可以自由地在信息空间流通，他们就可以通过网络完善别人的观点并发展这些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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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现成的政治词汇来称呼这个第四象限，尤其是围绕开源社区发展起来的非机构形式的合作。因为这些开放的系统与常规的自由市场激励机制背道而驰。一位天才的法学教授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提出的“混合经济体”（hybrid economy）概念中，包含一些对此现象的描述，这个词融合了知识共享领域的开放式网络元素，以及私人领域的专属权城墙和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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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市场是创新的敌人，也不是说竞争公司之间的竞赛不会产生实用的新产品（毕竟，第二象限充满了许多完美的创意，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官僚体制仍旧是创新的深坑。但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不用在分散式的市场以及命令与控制式的政权之间作出选择。过去数个世纪所取得的很多历史成就，大都是在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不太正式的场所产生的：研究生课堂、咖啡馆、爱好者之家的实验室，以及电子公告板。第四象限提醒我们：创新不只有一个模式。现代生活的奇迹并不是只出现在私人公司间的专利冲突中，它们也出现在开放式的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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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从来不是好创意的唯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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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几个月后，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有几行文字对达尔文的生物学基本原理表示赞同。“尽管是用粗糙的英式风格来写作，但这本书包含了我们眼中的自然历史基础。”“粗糙的英式风格”显然是指达尔文没有使用黑格尔辩证法（Hegelian dialectics）来阐述他的观点（很奇怪，很多人都认为那是达尔文的写作优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因达尔文的观点受到了激励，并且在这个看似多重革命（科学与社会）的边缘时代，将他视为志趣相投的人。目前还不清楚，达尔文是否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他的这两位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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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很聪明，他们能够如此早地在达尔文“危险”想法的争论中，表达对他的支持。后来，达尔文的理论在20世纪被自由市场的守护者广泛引用。事实上，将市场与动物世界相提并论，反而使市场看起来更自然。如果大自然通过自私、无情的竞争法则，制造出如此绚丽多彩的地球，我们的经济体系为什么不能遵循同样的规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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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自然并非只存在自私、无情的竞争，达尔文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物种起源》以科学史上最著名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呼应了他在20多年前离开基林群岛时写在日记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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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凝视一条错综复杂的河岸，岸边各种各样的植物，鸟儿在灌木丛中歌唱，各种昆虫飞来飞去，蚯蚓在潮湿的泥土中爬行，思考这些精心构筑的形式，彼此之间是如此不同，又以如此复杂的方式互相依赖，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产生了规律……于是，自然界的战争、饥荒和死亡，有了我们能够设想到的最崇高的目标：产生高等动物。这么看来，生命是极其壮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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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这段话摇摆于主宰他所有作品的两种结构性隐喻之间：错综复杂的河岸和自然战争之间的复杂关系；生态系统和适者生存的共生关系。达尔文理论的流行漫画总是强调竞争高于一切，但他的理论启发的众多见解，却揭示了自然世界中协作与连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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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生活在假想的关于文化创新的类似漫画之中。以长远的眼光审视过去的5个世纪，有一个事实立刻出现在眼前：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并没有垄断创新。竞争和利益的确激励我们将好创意转化为产品，但是创意本身多半来自于别的地方。无论政治局势如何，第四象限是人类发挥创造力和洞察力的杰出场所。即使没有经济奖励，第四象限的环境在好创意的培育与传播过程中，已经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如此。用达尔文的话来说，错综复杂的河岸上开放式的连接，就像自然战争一样具有生产力。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用鞋类收藏的暗喻有力地证明了这个论点。“从达尔文开始，竞争一直被认为是创新和进步的一般形式，”他写道，“但是我认为，诡异多变、不可预测的功能变异（轮胎制鞋原理），才是我们所谓的一切进步的主要来源。”内罗毕的企业家在一个露天市场卖凉鞋，也许的确是与其他鞋匠竞争，但他之所以能开始做这项生意，则是因为废车场堆满了轮胎，等待着被大量地转变成凉鞋。事实上，将轮胎变成凉鞋这个好创意，因为没有许可协议的限制，可以通过简单的观察在鞋匠之间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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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组织是否能更好地驾驭第四象限的创新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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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年，波士顿厂主艾萨克·麦克弗森（Issac McPherson）与费城的发明家奥利弗·埃文斯（Oliver Evans），陷入了一场漫长而沮丧的专利纠纷。埃文斯几年前获得了自动磨粉机的专利，他的设计才能出众，而与之相匹配的，就是他好打官司的个性——他在积极实行自己的专利权方面臭名昭著。而且，他也是1790年联邦专利系统诞生之后，最早一批利用这种新专利法的制约力量的人。埃文斯的发明专利的独创性具有高度争议：磨粉系统依赖于斗式提升机、传送带和阿基本德式螺旋抽水机——而所有这些发明无疑都已在公共领域出现很久了。当埃文斯控告麦克弗森侵犯了他的专利时，这位波士顿的实业家决定联系美国第一位专利局长，也就是现居于弗吉尼亚州乡下的前政治家与发明家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于是，1813年夏天，麦克弗森写了一封信给杰弗逊，请求他针对埃文斯的说法给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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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杰弗逊回了信。如今，任何人去读这封回信，都会惊叹于杰弗逊广博的智慧。他先将重点缩小到埃文斯的发明及其技术细节上，再扩展到其悠久的历史背景。（“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的历史非常悠久，至少与2000多年前去世的那位数学家一样久远。狄奥多罗斯·西库路斯［Diodorus Siculus］分别在史蒂文斯［Stevens］1559年对开本的版本中，在第一卷第21页和第5卷第217页，以及维特鲁威［Vitruvius］的第7章节提到过它。”）他用法学学者的锐利眼光回顾相关的法律，指出他认为有根本性缺陷的部分。但是，当杰弗逊谈到创意本身的特质时，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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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所有权是社会律法的一项馈赠，而且此项馈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算是晚了的。然而，有件事情倒是让人好奇，也就是说，倘若一个创意——某人大脑瞬间的灵光一现，都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固定的财产，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大自然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比所有其他人的专属财产少一些影响，这种思考动力的行为可以称为一个创意，只要他远离别人，就是专属于他的；但此刻它被泄露了，迫使它成为了每一个人的财产，接受者无法不拥有它。它独特的特性也是这样，没有人拥有的更少，因为所有人都拥有全部。他从我这里接收到一个创意，同时并没有减少我所拥有的；就像他从我的蜡烛上点燃了他的蜡烛，接收到了光，并没有使我的蜡烛变暗。创意应该一个接一个地自由传遍世界，人类才能传播道德和教诲，才能有效地得到沟通，条件才能得到改善。它似乎一直是独特的，具有天然的仁慈。它像火一样照亮所有的地方，而没有减少一点亮度；它像空气一样移动，真实的存在着，无法约束，也不能占为己有。本质上，发明不能成为某人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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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逊指出，创意有偏向第四象限的自然倾向。创意的自然状态是流动、外溢、连接，是社会束缚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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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去除知识产权法吗？当然不是。第四象限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专利应该被废除，一切形式的信息都可以自由地传播，但它绝对应该修正这种占统治地位的说法：知识产权如果没有人为短缺，创新就会慢慢停止。有足够多的理由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律会让创新者或组织更容易从他们的发明中获利。在社会中，我们很容易做的决定是，人们从好创意中获利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必须引入一点人为短缺，以确保这些奖励。但是从长远来看，关于约束本身会促进创新的争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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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劳伦斯·莱西格争辩了数年之久的论点，知识产权专利法导致的人为短缺现象，一点都不“自然”。这些法律是人类智慧创造出的刻意干预，并且几乎完全是由非市场的力量在强制执行。在给麦克弗森的信中，杰弗逊认为，如果你真的想要参与争辩哪种系统更加“自然”，那么水到渠成的好创意会一直胜过人为短缺的专利。创意本质上不像食物和燃料那样可以进行复制，你必须设置屏障，以防止创意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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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当今时代，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大型组织是否能更好地驾驭第四象限系统的创新涡轮——无论是公共、私营企业，还是政府部门。在私营企业这一块，像谷歌、Twitter和亚马逊（Amazon）这些公司的成功表明，适量的开放就能带来巨大的利益这一点至少是适用于软件领域的，而这些公司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对第四象限的创新作出贡献并从中获利。我预计在未来10年内，这样的例子会变成惯例。不过，我发现更有意思的改变是发生在公共部门，因为政府和其他非市场化机构，长期受到臃肿的官僚机构创新乏力的掣肘。如今，这些机构迎来了一个大好的机会——彻底改变它们培育和推行新创意的方式。政府越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开放的平台，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越是有利于我们所有人，包括市民、积极分子和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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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迎来的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催生的一项创新，即互联网。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讽刺，当然，这几乎称得上是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创新可以互补的最显而易见的例子。互联网这个具有生产力的平台已经创造了一块宝地，在过去的30年间，这里积累了无数财富。不过，平台本身是由全世界松散的信息科学家联盟创造的，大部分是由美国联邦政府投资。这里不但有好创意，还有促进其他好创意产生的好创意。YouTube是一个好创意，通过网络这个更胜一筹的好创意成为可能。这些产生创意的平台都是在私营部门之外开发出来的，这绝非偶然。有些专属平台达到临界点——例如，微软视窗系统（Microsoft Windows）大受欢迎，iPhone的平台在最开始的三年格外具有创新性，但它们是罕见的。具有生产力的平台需要我们在前文叙述的所有创新模式：它们需要创造一个能让灵感、意外收获、功能变异和循环利用欣欣向荣的空间。在隐秘花园里也许可以创造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将你的平台放到“公共园地”（commons）里，收获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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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与合作，打开无数的创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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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公共园地”在我们试图想象的环境中是一个错误的单词，尽管它在知识产权专利法中具有悠久而神圣的历史。与条款相关的问题是双重的。对于发起者来说，它与市场的竞争性斗争是对立的。最初的英国乡村“公共园地”消失了，在17～18世纪被私人围起的农业资本主义所吞没。但我们所探索的创新环境不必对竞争和利益有敌意。然而，更重要的是，“公共园地”的比喻没有令人想起创新地点的循环利用、功能变异、重组的模式。当你想象一个“公共园地”时，你会想到一个干净的牧场，以单一的资源控制来放牧。你不会想到一个生态系统。“公共园地”是只有单一作物的草原，而非一条错综复杂的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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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喜欢借鉴大自然的另外一个比喻：珊瑚礁。你仅仅需要观察一个珊瑚礁（或者一片雨林）几分钟，就可以看见这个空间富含资源竞争，正如达尔文的发现。但那不是神奇的生物多样性的来源。生存的竞争在自然界很普遍。沙漠生态系统中的少数居民，完全与珊瑚礁一样富有竞争力。使礁石如此富有创造力的不是生物体之间的竞争，而是它们已经学会了合作的方式——珊瑚、虫黄藻和鹦嘴鱼借助并重新使用彼此的产品。这是“达尔文的悖论”最终的解释：珊瑚礁由于其分享的方式，才打开了如此之多的创新可能性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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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帮助我们理解其他谜题：城市和网络中不受约束的创新。这是将大部分有价值的资源强制连接并混合起来的环境：信息。像网络一样，城市是一个平台，使私人商业成为可能，但它本身是在市场之外的。你在大城市做生意，但城市本身属于每个人。正如老话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观念的碰撞、突现、重组；新企业在早先主人遗弃的壳内发现了家；非正式的枢纽允许互相借用不同的规则。这些地方长期支持创新，从8 000年前第一批美索不达米亚的移民，到支持当今网络的无形软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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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庞加莱所说，各种创意纷纷诞生。它们起源于液态网络，在那里，连接比保护更受重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建设产生好创意的环境，不论是在学校、公司、政府，还是我们的个人生活中，都需要牢记那段历史，不要简单地设想竞争市场是可靠的好创意的唯一来源。是的，市场是个很棒的创新引擎，但珊瑚礁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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