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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细致的观测后，芬格斯特终于揭开了谜底，原来汉斯是通过提问者身体的细微运动获取答案的提示。向汉斯提问的人，提问后都会不自觉地微微低头，看着汉斯的蹄子。这就给了汉斯一个信号，需要用蹄子敲打地面。当汉斯敲打的次数与答案吻台时，提问者多半会无意识地将目光从马蹄移开，汉斯得到这一信号后，便会立即停止击蹄。为了验证这一假设，芬格斯特又设计了一系列实验。他在不同距离向汉斯提问。结果表明，与提问者的距离越远，汉斯的答案就越不准确。因为距离越远，汉斯越难看清提问者的身体动作。芬格斯特也给汉斯提了一些答案为1的问题，因为如果假设正确，那么答案为1的问题汉斯是最难于回答的，提问者下意识提示汉斯开始击蹄和结束击蹄的时间近乎一致，汉斯很难区分。事实证明，在回答此类问题时，汉斯要花费最大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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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格斯特发现当实验者未提任何问题而身体稍稍前倾时，汉斯一样会开始敲打马蹄。至此，芬格斯特的推论已经得到了诸多证据的验证。但是芬格斯特并未就此满足。1904年11月他先后邀请了25个人来到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当芬格斯特要求他们在心中任意挑选一个数字时，这些人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最后芬格斯特通过敲打桌子的方式一一猜中了他们挑选的数字。“一匹能说话的马踏入了沉默的殿堂。”芬格斯特在《聪明的汉斯》(Der kluge Hans)一书中这样写道。通过观察25位实验者细微的身体动作所表达出来的信号，芬格斯特成功地猜中了其中23人心中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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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格斯特的实验揭示了最能误导实验结果的一大因素：实验者的心理期望。随后的许多研究表明，研究者在潜意识中希望实验朝着自己事先设想的方向发展，这种期望会不自觉地影响实验结果。芬格斯特在需要汉斯停止击蹄时，下意识地做出了细微的身体动作，给了汉斯以暗示。在学术上，这一现象被称为“期望效应”，在设计实验时，要充分考虑这一效应的影响。芬格斯特的论文在学术界极为有名，以至于这一现象也被称为“聪明的汉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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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实验能否表明芬格斯特拥有天才的头脑?德国心理学家霍斯特·古德拉赫(Horst Gundlach)对此表示怀疑。芬格斯特为他的博士论文常年焦头烂额，而未获通过。为什么他不把《聪明的汉斯》一书作为博士毕业论文?为什么甚至没当过一天助理的奥斯卡·芬格斯特是《聪明的汉斯》唯一的作者?通常情况下，学生的论文前都会注上指导教授的名字。在《聪明的汉斯》一书后，芬格斯特再也没写过任何著作，发表的文章也寥寥无几。古德拉赫大胆猜测，这本书的大部分并非芬格斯特完成的，而是出自他的老师卡尔·施通普夫。由于其曾经长时间相信汉斯的特异功能而遭到了同事和出版商的耻笑，因而他后来再也不愿意跟这匹马扯上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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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格斯特实验后，冯·奥斯滕失去了一切。在实验结论出来后，他曾给卡尔·施通普夫写过一封信，然而这位学者却再也不愿看到汉斯。可以肯定的是，冯·奥斯滕并非骗子，他给予汉斯的暗示都是在无意识下傲出的，就像芬格斯特一开始的那样。当他在柏林展示汉斯的“特异功能”时，也提过一些对某些人来说非常难堪的问题，比如有一次他问道：“你喜欢我们的枢密大臣施通普夫吗?”汉斯当时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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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冯·奥斯滕死于1909年6月29日。临死前，他希望那匹据他看来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幸的马“能在灰浆车前走完它的一生”。他把汉斯遗赠给了埃尔伯菲尔德的商人卡尔·克拉尔，克拉尔为它建造了一间马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的马都被征召入伍，汉斯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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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12 亲爱的细胞，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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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对亚历克西斯·卡雷尔的实验室来说，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卡雷尔的实验室隶属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每到这个日子，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就会聚集在一起，对着一个密封的烧瓶唱生日快乐歌。他们是在为烧瓶中的鸡心肌肉细胞歌唱，这些细胞是卡雷尔1912年1月17日放入装满培养液的烧瓶中的。研究人员称之为“不死的细胞”。这些细胞由于《纽约世界电信报》(New York World Telegram)的报道而迅速声名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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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雷尔并非第一个尝试分离动物细胞，并在其母体外加以培养的人。之所以后来人们一提到这一生物学领域，总会想到他的名字，是因为他出色的技术以及擅长作秀的宣传本领。分离鸡心细胞的实验源于其他科学家对卡雷尔培育人体甲状腺细胞以及肾脏细胞的质疑和批评。卡雷尔将鸡心细胞置于不同的生长环境中，对其分别进行培育。最后给他的实验带来突破性进展的，是1912年开始培养的、编号为725号培养皿中的细胞。卡雷尔将一小块鸡胚胎心脏组织置于39℃的血浆、蒸馏水混合溶液中，鸡心脏细胞在溶液中开始分离。几天后，鸡心脏组织已经完全分解，卡雷尔将分解开的鸡心细胞置于不同的营养液中继续加以培养。借助于分开培养的实验，他想揭晓生物学上一个重大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人类会衰老？是由于人体内存在一部分必定会衰亡的细胞，还是由于整个人体组织随着时间的流逝，必然走向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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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雷尔认为他培养的细胞是不死的。“衰老和死亡并不是细胞必然的宿命。”甚至在实验开始前一年，他就如此写道。实验的目的在于，“寻找新的生存条件，在此条件下，细胞能够脱离母体无限期、不衰亡地生存”，一旦我们找到这种条件，“就能创造生命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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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雷尔所培育的“不死的细胞”声名大噪。借助它，在实验开始后不久，卡雷尔便因其在血管外科手术领域的杰出贡献获颁诺贝尔奖。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乡村周报》(Rural Weekly)1912年10月24日刊用大标题写道：“他在玻璃瓶里放养细胞，由此赢得了39000美元。”报纸继续写道：“据说，卡雷尔可以用不同动物的身体拼装成新的物种。”这当然是口无遮拦的夸张，所谓的“不死的细胞”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夸张。卡雷尔培养的毫米级的鸡心细胞组织，以一种神奇的方式，成功地跨出实验室，登上了报纸的专栏。置放培养瓶的底座也换成了大理石，这块鸡心组织还需要时不时地修剪，以免生长的过多，“淹没”了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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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卡雷尔1940年离开洛克菲勒研究所时，《纽约世界电信报》甚至为那些鸡心细胞刊登了一篇讣告。然而这些细胞当时并未迅速死去，卡雷尔的同事接过了照料它们的任务，直至1946年4月26日。生物学家后来发现，细胞离开母体后，其分裂增殖的次数存在着一个临界值，到达临界值后，细胞将死去。根据这一研究，他们提出了一项命题：卡雷尔的细胞不可能活过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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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试图重复卡雷尔实验的人，都失败了。尽管细胞在脱离母体后能够生存，但是却没有生存得如卡雷尔的鸡心细胞那般长久的。根据生物学家扬·A·维特科夫斯基(Jan A.Witkowski)的推测，这可能有3种解释：卡雷尔的鸡心细胞在培养皿中发生了突变，从而获得了像癌细胞那般无限增殖的特质；或者在添加培养液时，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混入了新的鸡心细胞；抑或是最初的鸡心细胞早就死亡，卡雷尔和他的同事掩盖了这一事实，利用新放人的鸡心细胞欺瞒了公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生物学上最著名的实验只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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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相应的说法。当时有种声音认为卡雷尔在做细胞培育实验时，并没有遵循科学、严谨的实验程序。他当初的某位助手甚至对来实验室参观的人说了一番这样的话：“您知道吗，要是我们弄丢了培养皿中的细胞，卡雷尔博士不但不会发怒，还会很高兴。一般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只需要弄些新的胚胎细胞置于培养皿中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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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雷尔能培养出不死的鸡心细胞，却不能阻止自身的衰亡。”一位研究者讽刺地说道。卡雷尔1944年11月5日死于巴黎，比他那些“不死的细胞”早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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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14 通往香蕉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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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照片极富象征意义：一只黑猩猩站在3只垛起来的术箱上，正在抓够一根香蕉。一代又一代心理系学生从中读出的都是：一只聪明的猴子突然来了灵感，有目的地通过叠箱子拿到了以其他方式无法拿到的水果。当然，真正的故事要更复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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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心理学家沃尔夫冈·科勒(Wolfgang Kohler)为猴子设计了这项智力测验。1913年年终，他来到特内里费，接管了那里的类人猿研究所。他本打算只在这里待1年，其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1年变成了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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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为了研究猿类的智力，科勒完成了一系列出色的实验。通过这些实验，他逐渐确信，黑猩猩“表现出了一些人类常见的智力行为”。这一观点给当时的进化论学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当时正值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提出后不久，生物学家们四处寻找相关证据来验证这一论断。判断人和猿有血缘关系的一个证据是它们在身体上相似。达尔文认为，人和猿在智力上也应该是接近的。科勒希望通过实验查明这种关系到底有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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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24日，他带着6只黑猩猩进入了一个2米高的房间，角落里吊了一根香蕉，地面中央放了一个木箱子。他等待着。所有的黑猩猩都试图跳着够到香蕉，但没有成功。“黑猩猩苏丹马上放弃了这一企图，”科勒写道，“它焦躁地走来走去，突然在箱子前面站住，抓住它，飞快地将其滚到目标处，却在水平方向上还差半米时就登上箱子，用尽全力，把香蕉抓了下来。”苏丹解决了问题。它那瞬间爆发的、直指目标的行动，似乎昭示着这是一个突然产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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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科勒更加惊讶的是，他的黑猩猩在解决下一个问题时接二连三地失败。香蕉被挂得更高，黑猩猩们唯有把一只箱子叠垛在另一只箱子上，才能够到香蕉。科勒注意到这次黑猩猩需要解决的问题“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一部分它可以轻易解决，而另一部分解决时却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容易解决的部分是把一只箱子推到香蕉下面，困难的部分是把第二只箱子叠垛到先前的那只上面。这一“特别情形”令科勒迷惑不解，因为对于人类来说，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一个人首先发现他可以通过放一只箱子在下面而接近香蕉，那么对他来说，通过把2只或3只箱子垛在一起达到更高的高度，从而够到水果，是顺理成章的。对于一个人来说，“把第二个建筑材料放到第一个上只是对把第一个建筑材料放到地上这一行为的重复”。猴子却不这么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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