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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型范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先是百家争鸣带来学术的空前繁荣，以后儒、墨相非，其“弟子徒属充满天下”〔3〕；其他诸家思想，有的向技术路线靠拢而成专门知识，有的被政客与统治者利用变成权术，有的过于艰涩而后继乏人，有的过于散漫而脱离社会实际。西汉初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思想一统与政治一统的同构。这不但标志着中国政治哲学的早熟，同时也为中国农业社会的稳定结构（有人认为是“超稳定结构”）奠定了思想基础。实际上，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又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建立起一个不同于原儒的全新思想体系。他又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等观念，认为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学术思想应该是统一的。汉代之后，官方的政治哲学虽然遭到数次外来文明的冲击和自身变革的挑战，但是高度政治化的儒家思想仍然是历代统治者与中国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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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传统思想与域外文明的遭遇主要有三次：一是汉唐以来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二是宋元时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接触；三是明清时代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伴随着这些交流、接触和碰撞，来自中土之外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分别进入中国，但除了佛教部分成功地本土化而逐渐为中国所接受外，伊斯兰教的影响仅限于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少数东南商贸口岸，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基督教始终未能进入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前台。究其原因，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在中国本土根深蒂固当属首位。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尊奉，孔子被神圣化并逐渐繁衍出一些祭祀礼仪，因而出现了“儒教”的说法；实际上，儒家学说是关于社会秩序与人伦规范的理论而不是宗教。类似地，先秦诸子中的道家学说也不是宗教，但是后来发展出来的道教继承先秦道家崇法自然的思想，奉老子为宗，又将老子、庄子的著作赋予“经”的地位，成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道教诞生的时代与佛教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代几乎相同，因而早期有许多“老化佛”或“道窃释”的争论，其结果是一面促进了佛教的中土化，一面造成了道教理论与实践的混乱庞杂。严格说来，道教不是一个充分发展成熟的宗教，其实践活动往往因地域、行业而异，并带有一定的萨满特征。不过，道教对炼丹术的重视丰富了中国古代关于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医药学的知识。一般来讲，中国人没有很强的宗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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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学术内部的重大演变也有三次：第一次是两汉之际兴起的今、古文学之辨；第二次是宋元明时代对旧儒学改造而形成的“理学”或“道学”；第三次是清代早中期学者们所发起的批判宋学光扬汉学的运动，亦称“朴学”，至乾嘉学派达于高潮。这些演变不但涉及经典文本的认定，而且有关自然观与研究方法，但是无论怎样，关乎社会秩序与人伦规范的儒家学说的内核，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那种儒道互补人生观的心仪则没有发生变化。历代统治者都会通过官方手段颁定儒家经典，以此标榜治国大纲并对臣民的思想行为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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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最关注社会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儒者标榜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从自身与家庭做起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人的“国家”观念是由“家”与“国”两者合成的，在以上两句儒家名言中，我们发现都缺失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代表特定群体的社会及其作用。清儒陈确说：“学问之道，无他奇异，有国者守其国，有家者守其家，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谓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内事。”〔4〕这里还是从“家”到“国”而无社会。中国古代从未发展出市民社会与专业团体一类的事物来，即使到了商业繁荣与城市生活出现很大生机的明代中晚期。可以说直到今天，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可以发现这一历史缺失留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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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思想的强大与政治哲学的早熟，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社会治乱与学术兴衰不相同步的悖论，兹以数学为例略加说明。研究者发现，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建立，与儒家逐渐占据思想统治地位和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其代表作《九章算术》就体现了统治者透过儒生官吏来管理国家机器的需要。因而在河清海晏的时代，数学是在“九数一九章”的框架内，以一种适应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形式平缓地进步的。《五曹算经》分列“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五章，分别对应不同职属地方官吏的日常计算所需；《五经算术》则是汉代官方设置五经博士在数学中的反映，亦为其他知识服务于正统学术儒学的最好注脚。隋唐至北宋设明算科，开算学馆，官刻算书并称之为算经，都显露出数学官僚化的倾向。际逢盛世的数学家往往具有显赫的官方身份：张苍汉代封侯封相，甄鸾为北周开国伯，李淳风为唐朝议大夫，顾应祥为明刑部尚书。相反，在礼崩乐坏、纲纪散乱的时代，那些与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格局相适配的元素在数学中悄然退去，知识分子通过读经博取功名的道路也被阻塞，一些人反而表现出与儒家济世理想不同的对纯学术的追求来，刘徽、赵爽对古算理论的整理，《测圆海镜》中的那种几何模型与演绎化风格，天元术发轫于河北、山西交界的山区，以及宋元时代突然出现的对纵横图的兴趣，这些似乎都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无关。反过来说，由于较少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动乱时代的某些学术往往以出人意料的形式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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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识分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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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近代才出现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颇多相似之处，即指那些具有勇气和能力在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的人。这里不想就此论题作更多的展开，而是用简短的篇幅讨论一下中国古代普通读书人的社会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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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到古代读书人的地位，人们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元人的“八娼九儒十丐”说，好像旧时儒生的地位比娼妓还不如而仅居乞丐之上，这里需要辨析一下。且不说马背上取天下的元代可否代表整个中华历史，要紧的是首肇此说的谢枋得在前面明明白白地说“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叠山集》），本是民间艺人的戏谑之语，竟被后人当作大元典制。果然如此，耶律楚材、郭守敬、王恂等儒生也不会得到元蒙统治者的青睐。实际情况是，相比于中世纪的欧洲，一般来说中国读书人的地位并不低。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如前所述，中央集权的农业社会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官僚系统进行管理的，而不像封建时代的欧洲一样，是由拥有城堡、采邑、武装，本身也是武士的大大小小的贵族们来治理的。无论是正史还是文学作品中，中国有太多关于贫寒书生通过苦读成就功名的故事，民间还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相应地，中国古代也不乏市井无赖通过军旅生涯成为英雄的记载。就军事而论，那些最为令人仰慕的人物是谢安、诸葛亮、岳飞一类的“军师”、“儒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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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轻武，与重农轻商一样，是中央集权的农业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它们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优点也构成后来发展的障碍。李约瑟认为，武力总是造成破坏，文明教化比军事征服更为有效。以上所说的武士与文官的关系，同样适于商人。在古代中国，财富往往遭到儒者的鄙视，因为它可以给人带来舒适的生活却不提供智慧，孟子的一句“为富不仁”直率地承认了财富与儒家核心价值的冲突。在中国靠富裕赢得声望的机会微乎其微，相反石崇斗富落得个家破人亡的故事总是在警示后人。中国社会中传统的阶层排序为“士—农—工—商”，士大夫以耕读自诩而耻于言利。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和文官官僚体制的管理下，这两种趋向起初是有利于自然知识的增长的，但在后来却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只要对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兴起前的那些事件作一些思考——地理大发现、海外贸易与殖民、商业秩序与市民社会等，我们就会对“重文轻武”和“重农轻商”在后来的阻碍作用有所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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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系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与其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科举选士制度大有关系。自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至清光绪乙巳（1905年），这一制度整整延续了1300年。虽然存在种种弊端，但在整个中古时代乃至相当晚近，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打破门第界限，可以为出身低微的读书人提供仕进机遇的国家制度。隋朝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正是依靠这一制度来挑选国家机器的骨干力量，儒家经典也是通过这一制度巩固其思想统治地位的；另一方面，科举考试所规范的内容又进一步促进了“重文轻武”和“重农轻商”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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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应该谈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向往的一种人生态度，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儒道互补的人生观：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不惮追逐功名，道家看破尘世标榜洁身自好，两者竟能在许多读书人的生活实践中得到统一，这实在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景仰的对象是范蠡、张良那种功成身退的人物，而对韩信、蓝玉一类不知急流勇退的角色颇为鄙夷，这与西方骑士、探险家、商人和科学家们的气质迥异。孔子的“述而不作”对读书人也颇有影响，一些人将自己的心血之作托名上古圣贤或前代名家。中国学术史上很少有涉及优先权的争论，“伪书”往往是托名之作而非抄袭或竞争的产物。成名成家的欲望被抑制，也就失去了在学术领域标新立异的动力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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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古代科学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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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关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一般性论述中，我们已经触及一些窒碍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社会因素。简单地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农业—集权—官僚”属性，以及与之适配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决定了科学、技术以一种稳健的方式向前发展，并能够通过逐渐积累达到远远超出封建欧洲之水平的地步；但是到了需要更多的金钱、原料、市场、劳力和雄心来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关头，这种社会属性的劣势就显露出来了。除此之外，某些来自中国古代科学自身的局限性，也构成了影响其向近代科学转型的内部原因，概括来讲有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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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过于强调实用。理论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抽象思维，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经世致用，所以在价值判断上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因而不利于科学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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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形式逻辑与演绎化数学的缺位。名、墨两家式微之后，先秦思想中的逻辑传统就断裂了。中国古代数学大体上是对“九数—九章”算法传统的发展完善，学者很少关注抽象的美与大自然的和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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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实验传统未成气候。在中国古代的“道器之辨”中，“器”的位置向来是从属的。中国读书人信而好古，喜欢引经据典诉诸权威，而较少从事实验活动，尤其是那种为特定目标而专门设计的判决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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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某种文化中的局限性，如同归纳其优良特质一样，反例总是可以找到的，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从整体上去探讨影响科学发展的某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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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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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乐民．超前而寂寞的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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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吕氏春秋·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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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者以治生为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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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 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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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者简介 江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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