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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 天文志 灾异志 时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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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十八史之各志，虽与《汉书》“十志”不尽相同，但前面所提到的诸如数学、物理、冶金、纺织、建筑、农艺，以及医学、炼丹术等，在各志中都完全没有位置，唯有“天学三志”独领风骚，且常居于各志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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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作《史记》，是要“成一家之言”的，说他对天学有偏嗜，似乎勉强可通，但此后各史都是官方修撰的，代表了最正统的史学和文化观点，为什么竟全都遵循《史记》的模式呢？这表明司马迁独重天学绝非他个人性有偏嗜，而是另有深刻原因的。那么这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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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门类繁多，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农学、冶金、纺织、建筑……所有这些分支学科的史料，除了少数私家专著外，都要到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去零星搜觅，一部《梦溪笔谈》因其中材料稍多，就被学者们视若拱璧，唯有被视为天文学的这一分支与众不同，其史料可毫不费力地得之于煌煌官史之中，且其系统、丰富的程度，没有任何别的学科可以望其项背。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它至少表明：在古代中国文化中，这门可称之为“天学”的学问，有着极为特殊的性质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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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上古政务中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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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儒家基本经典之一，今天大体可视之为上古政治文件或其转述、改编本的汇编。《尚书》第一部分为《虞书》，《虞书》第一篇为《尧典》。从《尧典》正文看，是记录了帝尧时期的为政之要，及尧指示安排关于考察、培养接班人舜的一些事务。《尧典》全文不过440字，其中谈尧之政绩约占一半篇幅，共22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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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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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种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种，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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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帝尧为政的225字中，关于天学事务竟占了172字，即76％。而第一段所述，又都是抽象的赞颂，第二段关于天学事务，却如此详细具体。一篇《尧典》，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帝尧的政绩，最主要、最突出的就是他安排天学事务。这不是很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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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考虑，如果《尧典》是因帝尧将禅位于舜而作。那么在这样重要的一份文件里，“正经事”为何反而不提？最高统治者要实行交接班了，国家大事，千头万绪，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尧典》几乎都绝口不提，却大谈如何安排天学事务，这在现代人看来，不是太荒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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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找到一些旁证，比如《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载帝舜之摄政云：“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事实上这里司马迁是据《尚书·舜典》改写的。“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后倒是接着谈了一些别的政绩，但无论如何，第一项是天学事务，而且还直接与天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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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易·系辞下》有一段关于远古文明发展史的简单化、理想化假说，其帝王系列是：包犠（伏羲）—神农—黄帝、弃、舜，他们依次创立了文明社会中的许多事物和观念。其中第一位帝王包犠氏的第一项贡献是：“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第一项竟又是天学！“仰则观象于天”，与“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以及“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显然全是同一种性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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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活动真是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的话，那就太令人惊奇了：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第一号的圣明帝王在位期间，除了关心天文学，竟然再没任何政绩值得一提了；那第二号圣明帝王摄政之初，竟然别的什么事都不管，首先亲自去从事天文学活动了，而文明的创始人伏羲的第一件功劳，不是去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却是去搞天文学！天文学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竟如此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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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古代中国是农业国，而农业需要天文学，所以古代中国人特别重视天文学。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只要稍加思索，就发现它漏洞百出，这里姑且先举几个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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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农业需要天文学，那全世界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农业，在他们那里是不是天文学都居有像古代中国文化中天学所具有的那样不可思议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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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需要天文学，航海更需要天文学，古希腊人既有农业又极依赖航海，天文学在古希腊文化中有没有取得像古代中国文化中天学所居有的那样的特殊地位？比如在《荷马史诗》或希罗多德（Herodotus）《历史》中能找到多少天文学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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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需要天文学，但“需要”到什么程度？绝大部分农民显然不懂天文学，他们靠什么种出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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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官史中的“天学三志”，天文志专讲占星学，五行志专讲灾异、祥瑞，显然都与农业完全无关，为什么在正史中有如此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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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天文学有关，但农业显然还与诸如农具制造、育种、改良土壤、田间管理、水利等有着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关系，为何这些方面的知识反而不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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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引导到同一个问题：古代中国的天学究竟是不是与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属相同性质的学问？如果不是，那么它的性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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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古代知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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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可以看作是一部“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在这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著作中，天学的地位十分奇特。全书之前12卷，即所谓十二纪，其中所论大体不出政治、伦理和哲学范畴，但是每纪之首章，却都是关于天象、时令之说。这一套说法在战国至秦汉之际极为盛行，《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与《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大同小异，此外《大戴礼·夏小正》、《管子·幼官》，以及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丙篇，乃至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有关部分，也都是同类性质的文献。这些文献又是天学在古代政务中居特殊地位的另一方面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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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淮南子》的知识系统中，完全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各科的地位，但唯独天学一门，常居于非常显赫的地位。如果将古代中国天学看成与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学、化学等同样性质的天文学，则古代中国人之如此偏爱这门对日常物质生活几乎毫无功利可言的学问，不是太奇怪了吗？而且这一来，这门学问在古代中国知识系统中就会成为一个极明显的例外，完全无法与整个系统相协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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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文类聚》、《玉海》、《古今图书集成》三部类书中，天学都位于各部目之首。这并非巧合，现今所见的古代综合性类书，全都把“天部”列于首位。古人固然喜欢因循旧例，似乎其间并无深意，但当初开创此例，总应有其原因。这与《天文志》常居于正史各志之首，显然是同一原因。这一原因，在上古时本是大人君子们素所深知的；后来知之者渐少，但仍不乏其人，到了现代，在重重历史性误解之下，终于变得罕为人知了，非发微探秘，层层抽剥，绝难明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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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皇家天学机构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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