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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找到一些旁证，比如《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载帝舜之摄政云：“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事实上这里司马迁是据《尚书·舜典》改写的。“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后倒是接着谈了一些别的政绩，但无论如何，第一项是天学事务，而且还直接与天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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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易·系辞下》有一段关于远古文明发展史的简单化、理想化假说，其帝王系列是：包犠（伏羲）—神农—黄帝、弃、舜，他们依次创立了文明社会中的许多事物和观念。其中第一位帝王包犠氏的第一项贡献是：“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第一项竟又是天学！“仰则观象于天”，与“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以及“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显然全是同一种性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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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活动真是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的话，那就太令人惊奇了：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第一号的圣明帝王在位期间，除了关心天文学，竟然再没任何政绩值得一提了；那第二号圣明帝王摄政之初，竟然别的什么事都不管，首先亲自去从事天文学活动了，而文明的创始人伏羲的第一件功劳，不是去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却是去搞天文学！天文学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竟如此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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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古代中国是农业国，而农业需要天文学，所以古代中国人特别重视天文学。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只要稍加思索，就发现它漏洞百出，这里姑且先举几个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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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农业需要天文学，那全世界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农业，在他们那里是不是天文学都居有像古代中国文化中天学所具有的那样不可思议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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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需要天文学，航海更需要天文学，古希腊人既有农业又极依赖航海，天文学在古希腊文化中有没有取得像古代中国文化中天学所居有的那样的特殊地位？比如在《荷马史诗》或希罗多德（Herodotus）《历史》中能找到多少天文学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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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需要天文学，但“需要”到什么程度？绝大部分农民显然不懂天文学，他们靠什么种出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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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官史中的“天学三志”，天文志专讲占星学，五行志专讲灾异、祥瑞，显然都与农业完全无关，为什么在正史中有如此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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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天文学有关，但农业显然还与诸如农具制造、育种、改良土壤、田间管理、水利等有着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关系，为何这些方面的知识反而不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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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引导到同一个问题：古代中国的天学究竟是不是与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属相同性质的学问？如果不是，那么它的性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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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古代知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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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可以看作是一部“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在这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著作中，天学的地位十分奇特。全书之前12卷，即所谓十二纪，其中所论大体不出政治、伦理和哲学范畴，但是每纪之首章，却都是关于天象、时令之说。这一套说法在战国至秦汉之际极为盛行，《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与《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大同小异，此外《大戴礼·夏小正》、《管子·幼官》，以及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丙篇，乃至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有关部分，也都是同类性质的文献。这些文献又是天学在古代政务中居特殊地位的另一方面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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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淮南子》的知识系统中，完全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各科的地位，但唯独天学一门，常居于非常显赫的地位。如果将古代中国天学看成与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学、化学等同样性质的天文学，则古代中国人之如此偏爱这门对日常物质生活几乎毫无功利可言的学问，不是太奇怪了吗？而且这一来，这门学问在古代中国知识系统中就会成为一个极明显的例外，完全无法与整个系统相协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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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文类聚》、《玉海》、《古今图书集成》三部类书中，天学都位于各部目之首。这并非巧合，现今所见的古代综合性类书，全都把“天部”列于首位。古人固然喜欢因循旧例，似乎其间并无深意，但当初开创此例，总应有其原因。这与《天文志》常居于正史各志之首，显然是同一原因。这一原因，在上古时本是大人君子们素所深知的；后来知之者渐少，但仍不乏其人，到了现代，在重重历史性误解之下，终于变得罕为人知了，非发微探秘，层层抽剥，绝难明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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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皇家天学机构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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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学家与天学机构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首先表现在：天学机构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供职于其中的天学家是政府官员，由他们组成政府的一部分。这与帝王令其他方术之士供奉内廷，性质完全不同。后者有时虽然也被加以官爵，但他们绝不构成政府机关的一部分，也不能厕身于正式官员之列（至于以方术得宠幸而致高官，则性质已经改变，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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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学家之为朝廷命官，在古代中国渊源甚早。《尚书·尧典》中即有帝尧任命天学官员之记载，反映了天学家在上古时即为朝廷重要命官。进一步的证据可见于《周礼》一书。《周礼·春官宗伯》所载之各种职官中，至少有如下六种明显与天学事务有关：“大宗伯”、“占梦”、“眂祲”、“太史”、“冯相氏”、“保章氏”。此六官职之级别、僚属等，也规定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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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伯，卿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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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梦，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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眂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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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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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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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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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职官，是否真为西周时之真实情况，在此并不重要，此处不过视之为古时确有天学官员、天学机构之反映而已。而《周礼》所述官制，曾对后世政府机关之构成，产生过重大影响，则为无可怀疑之事。《周礼》六官之制，已基本包括了古代中国社会中央政府的结构，其中春官宗伯所辖各官，即为后世之礼部。两千年间，天学机构也一直在礼部领导之下。太史的职掌，本来包括王室文书的起草、策命卿大夫、记载军国大事、编史、管理占星、历法、祭祀等多项，后来这些职掌渐渐分出，归于别官。至魏、晋以降，太史成为天学机构的专职负责人，而相当于《周礼》中眂祲、冯相氏、保章氏的职官，则成为太史的下属官员。太史所领导的天学机构，其名称屡有变动，如太史监、太史局、司天台、司天监、天文院、太史院等，至明、清时，乃定名钦天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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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中国政府中天学机构的组成和规模，不妨选择一个有典型意义之个案以见一斑。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时司天台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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