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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因作为晋国大夫，当然掌据着足够的背景知识和政治情报，公子重耳素有声望，手下文武诸臣皆一时之选，却始终忠心耿耿伴随他一起流亡，19年间，周游列国，政治阅历极其丰富，齐、楚，秦等大国的君王都与之结好，预计他日后必执掌晋国，现在乘晋国内乱之机，以秦军为后盾，回国入承君位，其成功是可想而知的，故董因的占论必然会得出成功的预言。如果这年岁星不在大梁，董因也必然会通过另一套附会之说，得出同样的结论。当然，在古人看来，公子重耳恰在“岁在大梁”的年末回国入承君位，正是天意要他重振晋国的表现，倘若他在别的年头回来，就不能成功，所以董因的预言只是将固有的天意阐明而已，这些预言后来全都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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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象记录及其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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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既持天人合一之宇宙观，又笃信种种天象皆为上天对人间事务所呈示之警告或嘉许，将这些天象赋予星占学意义，则自然对天象的观察与记录极为重视。从理论上说，皇家天学机构应是无分昼夜、每时每刻都有人监视着天空，随时将各种天象记录下来并进行汇报。由于官营天学的强大传统，保证了天学活动的持续性及其所需的人力物力，这些作为星占学档案的天象记录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得以流传至今。这种观天和记录的工作，至少持续进行了两千年之久，也可能还要长久得多（但先秦时代的天象记录未能系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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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学家当然不是出于现代天文学家记录资料的自觉科学意识而去记录天象的，他们这样做只是保留星占学档案，将天人之际所发生过的种种事件（这些事件在他们看来意义极为重大）记录在案而已。但他们哪里会想到，这些星占学档案千百年后竟会成为现代天文学家非常珍视的历史资料。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大尺度的，从现代天文学在欧洲诞生到如今的几百年时间，对于现代天文学研究中的时间尺度来说是太短暂了，天文学家需要更古老的记录，而中国古代的星占学档案因其天象种类多、持续时间长而首膺其选。为此中国学者已完成了一项浩大工程——将历代官史、明清《实录》、“十通”、地方志以及其他古籍中的星占天象记录全面搜集考订，汇集成《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一书。其中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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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食记录一千六百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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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食记录一千一百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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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掩行星记录二百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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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及超新星记录一百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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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星记录一千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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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记录四千九百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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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雨记录四百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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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石记录三百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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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黑子记录二百七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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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光记录三百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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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天象记录二百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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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古人的天象记录，有一个问题不能不稍加讨论，即天象记录的伪造。天象记录本是星占学档案，星占学又是为政治服务的，而在封建专制极权统治的政治运作中，尔虞我诈，黑暗凶险，本属司空见惯。有两种天象，皆为星占学上意义重大的天象，第一种称为“五星聚舍”，即五大行星同时出现在天空中一个小范围内。自汉以降两千年间，实际发生并可观测到的五星聚舍有近20次，其中10次左右观测条件非常好，却完全未见记载。事实上古人对于这类天象记载既不详备，其见于记载者，又因常与祥瑞、符命之类的事相附会，以至不惜牵合甚至伪造其记录。第二种即所谓“荧惑守心”（火星在心宿发生留）。遍检历代官史，荧惑守心的记载共23次，但以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其中仅有6次真实，其余皆属虚构。而另一方面，自公元前289年至公元1638年，近两千年间，另有32次真实发生的荧惑守心天象却未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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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举五星聚舍及荧惑守心两种天象记录为例，推而论之，别种天象的记录中自然也无法排除虚构或牵合的可能。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有许多天象是无法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验证的，比如彗星、流星、陨星、太阳黑子等都属此类，因此今天人们就无法像对五星聚舍和荧惑守心那样验知其伪。特别严重的是：可以回推验证的天象如五星聚舍和荧惑守心者古人尚且敢如此虚构（回推此两种天象之法，古人在战国时代即已掌握，只是不及现代方法精确而已，但回推验证此两种天象不需很高精度），则无法回推验证的天象记载，其中虚构的可能性或许还要大得多。故学者们欲将古代天象记录应用于现代天文学理论研究，实应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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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代天学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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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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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支纪日。历史学界假定，中国古代的干支纪日，至少从殷商时代持续至今，始终没有错乱。这个假定是中国历史年代学的基础。迄今为止从未发现任何能够推翻这一假定的确切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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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宿体系之产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00年，这是此后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的天球坐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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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的产生及进步。至迟在公元前600年，已经开始用圭表观测日影长短的周年变化（如图1.5所示），以此来确定冬至和夏至时刻。从公元前589年开始，19年7闰的规律已被掌握。先秦时代有所谓“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现代的研究表明，“古六历”都是在战国时期制定的，并没有如其名称所标举的那样古老。这六种历法其实都是“四分历”——即回归年长度为365又1/4日，只是测定时间和精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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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象的记录与推算。专业的天学家已经开始制度化的天象观测，例如，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242年间，《春秋》共记载日食37次，其中至少31次已被证明是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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