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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历法全力研究日、月、五大行星这七个天体的运行规律，最根本的目的可归结为如下两项：一、推算、预报交食（日食、月食），二、推算、预报行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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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交食，是因为朝廷为日食而进行的禳救活动十分盛大隆重，而且不止京师如此，各地也要举行（当然简单一些）。这样的活动，如果等到日食在天上呈现时再组织进行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必须预报，在日食发生之前三日就要开始准备和安排。考虑到地方上也要进行禳救活动（救护日月），这种预报很可能还要事先传达到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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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行星运动，更是纯粹为了星占学。作为上天所显示的征兆，行星天象不仅仅是示警凶兆，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行星天象对人间的许多重大事务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它们确实能够左右政治、军事等的运作。由此也就不难领悟古人何以会极端重视对行星运动进行描述与推算。这里姑举一例以说明之，事见《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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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姚兴死之前岁也，太史奏：荧惑在瓠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谓：下入危亡之国，将为童谣、妖言，而后行其灾祸。太宗闻之大惊，乃召诸硕儒十数人，令与史官求其所诣。浩对曰：案《春秋左氏传》，说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请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阴云，荧惑之亡，当在此二日内；庚之与未，皆主于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咸阳，是荧惑入秦矣。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诣，而妄说无征之言！浩笑而不应。后八十余日，荧惑果出于东井，留守盘桓；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谣讹言，国内喧扰；明年姚兴死，二子交兵；三年国灭。于是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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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全理解此事的意义，先须解释两点技术性的细节：其一，据古代星占学中的分野理论，东井（即井宿）属鹑首之次，正是秦的分野；其二，火星出现于井宿，就其星占意义而言，正是后秦此后两年中种种事变的先兆，姑引三则星占占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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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惑入东井，兵起，苦旱，其国乱。（《开元占经》卷三四引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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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惑入东井，留三十日以上，既去复还居之，若环绕成勾巳者，国君有丧，若重，有丧。（同上引《海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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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惑出入留舍东井，三十日不下，必有破国、死王。（同上引郗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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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崔浩那次星占中，火星正是在东井“留守盘旋”（根据现代天文学的行星运动理论，发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与《海中占》所述完全一样。结果是当年大旱，次年皇帝死，第三年（公元417年）后秦被东晋攻灭，末帝姚泓被押送建康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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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过头来看崔浩的预言，其中最令诸“硕儒”惊异的是，他能在火星看不见时预言其去向，而八十余日之后竟然真的应验。而其间的奥妙，实际上就在崔浩正确掌握了火星的运行规律。他知道火星当时正进入“伏”的阶段，即处在与太阳很接近的方向上，因此天黑后即没入地平线而无法看见，他又知道火星在这一阶段之后将运行至井宿区域，而井宿在分野上正对应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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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崔浩的能事还不止于此。他除了掌握火星运动规律，并熟知星占学理论之外，还因“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而了解到许多后秦政权的情况，而他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又使他能够从这些情况中判断出，姚秦政权已到末日。他后来还曾根据彗星出现而成功地预言了刘裕篡晋，用的也是同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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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其余诸“硕儒”，他们与崔浩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他们对行星运动规律茫然无知，也就是说他们不懂历法，因而他们无法预知火星出没的时间和位置。所以不可能作出任何高明的星占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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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崔浩这次著名星占预言有力地说明：一次成功的、高水平的星占，除了需要星占学理论、政治情报、历史经验、社会心理等知识之外，历法——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对日、月和五大行星运动的推算——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行星星占学在中国星占学中是最重要的部分，这更加强了历法对星占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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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古代中国历法中绝大部分内容——对交食和五大行星运动的推算——的服务对象已经找到。也就是说，星占需要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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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中外天文学交流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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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中外天文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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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天学之起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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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天学的起源问题，是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几百年来，先后有一些西方和日本学者曾经主张中国文明和天学的西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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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探讨了古代中国天学与王权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阐明古代中国天学的文化功能。同时，古代中国天学的极强的继承性和传统性也是众所周知的。这样，就有可能为讨论中国天学的起源问题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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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大一部分中国天学西源论者心目中，天学在中国上古文化中的地位与性质或许与在古希腊文化中并无不同。因此他们先验地认为，古代中国的天学可以像其他某些技艺那样从别处输入，就好比赵武灵王之引入胡服骑射，或者汉武帝之寻求大宛汗血马。换言之，古代中国可以在自身文明相当发达之后，再从西方传入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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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明白了古代中国天学与王权的相互关系，所有这一类型的西源说（可以饭岛忠夫的“战国传入说”为代表）都将不攻自破——原因很简单，古代中国天学的文化功能决定了它只能与华夏文明同时诞生，它在华夏文明建立的过程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就不可能等到后来才被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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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另一类型的中国天学西源说，即主张中国天学早在上古时期就已从西方传入——这类学说通常都要和中国文明西源说的大理论结合在一起，则看来阐明中国天学的文化功能尚不足以构成否定它们的理由。因为按照这类学说，华夏文明本身就可能是由某一支西来文化发展而成，而天学则是该文化东迁时已有的（如郭沫若之说）；或者华夏文明是某个西来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而天学是由西来者带来的（如前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之说），天学的西来是在华夏文明确立之前或同时。这样就避免与前面所述中国上古天学的文化功能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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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现今所知的古代中国天学起源甚早，这一体系在较晚时候从西方传入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中国天学的起源问题是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此两问题都还有讨论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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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髀算经》盖天宇宙模型与印度宇宙模型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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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学的起源问题，因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很难作出确切而完备的结论。因此大体上来说，这是一幅较为虚幻的图景。而另一方面，在较后的时期（那时古代中国天学的体系和格局早已确立），各种西方天学确实曾先后向中土有所传播。这些传来的天学内容中可能有一部分曾被中国天学体系吸收采纳（只是作为技术性的方法补充），但总的来说未对中国天学体系留下重大影响。在这一方而，史料相对来说较多，而理论问题却较少，因此与起源问题的那幅图景相比，这一幅图景较为实在和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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