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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曰“纪术”。系与前两章有关的补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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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曰“岁术”。推算太岁纪年及有关项目，将十二次与二十四节气进行对应，给出二十八宿之每宿度数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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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称为“世经”。是据《三统历》对上古至西汉末诸帝王所作之年代学研究。这部分实际上已不属历法范围，至多只能算历法之应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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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在《三统历》中，与编制历谱直接有关的，主要只是第三章中的一些内容，在整部历法中所占比例甚小，位置也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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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著名的《大衍历》为例考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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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衍历》于唐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由一行编成，此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法之一。由于该历的结构成了此后历代传统历法之楷模，考察该历结构就更易收举一反三之效。《大衍历》在结构上对前代历法作了改进和调整，划分为七部分，兹据《旧唐书》卷三四历志三所载（《新唐书》卷二八历志四上亦载，但较简），依次略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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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中朔第一。步发敛第二。此两章篇幅特别短小，步中朔6节，步发敛仅5节。前者主要推求月相之晦朔弦望等内容，后者推求“七十二候”（二十四节气与物候、卦象之对应）、“六十卦”、“五行用事”等项。该两章为编制历谱及历注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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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五章，则为该历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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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日躔第三，共9节。专门讨论太阳视运动，其深入程度及所追求之精度，皆已远远超出编制历谱之需，主要为研究交食预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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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月离第四，共21节。因月运动远较日运动复杂，故节数篇幅亦远过于上章。此章专门研究月球运动，其目的与上章同，主要亦是为预报交食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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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轨漏第五，也有14节之多。专研究与授时有关之各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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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交会第六，多达24节。专门讨论日食、月食及与此有关之种种问题。这是需要以第三、四两节所讨论之知识及方法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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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五星第七，也多达24节。研究五大行星运动，篇幅繁多，其深入、细致程度及所用方法，皆已远过于《三统历》中的“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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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对《三统历》与《大衍历》结构内容之观察，可知其主要成分为对日、月、五大行星运动规律之研究，其主要目的则在于提供预推此七大天体任意时刻位置之方法及公式，至于编制历谱，是其余事而已。这一结论对于古代中国历法而言，可以普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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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考察历法与农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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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月球与行星，这两类天体的运行情况与农业生产有无关系？如果这里的“关系”是指物质世界中确实存在的、或者说是物理的联系，那显然迄今为止还只能作出完全否定的答案。再看七大天体中余下的一个——太阳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如何？两者之间确实有关系，但是，古代历法中研究太阳运动的部分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仍大有作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以下分为五点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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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业古国，因此“历法为农业服务”、“天文历法起源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之类的说法听起来似乎颇为顺理成章，然而从迄今所知的史料证据来看，关于太阳运动的研究恰恰在古代中国历法诸成分中发展得极为迟缓。例如，早在古希腊时代，希腊天文学家就已能以太阳运动表作为基准，借助月球作中介来测定恒星坐标，而中国在十几个世纪之后，却还要以恒星为基准，借助月球和行星作中介来测定太阳位置。又如，与古代巴比伦相比，中国对太阳周年视运动不均匀性的掌握可能迟了1000年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月运动和行星运动理论方面的发展却不那么迟缓。仅仅这一情况，就已对“历法为农业服务”说构成了严重威胁。此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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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历法中唯一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部分是对二十四节气的推求，这是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周年视运动而来。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名称，迄今所知最早见于西汉初年的《淮南子·天文训》，其中部分名称则已见于先秦典籍。但何时出现某些节气名称，并不足以证明此时对太阳运动已能很好掌握。而另一方面，先民们直接观察物候，显然要容易得多。在传世的历法中，逢列有二十四节气表时，常将“七十二候”与之对应，附于每节气之下，比如《大衍历》中就是如此。这也暗示了二十四节气的来源与先民观察物候大有关系。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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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体系成立之后，固然有指导农时的作用，但对节气推求之精益求精，则又与农业无关了。古人开始时将一年的时间作二十四等分，每一分即为一个节气，称为“平气”，后知如此处理并不能准确反映太阳周年运动——此种运动有不均匀性，乃改将天球黄道作二十四等分，太阳每行过一分之弧，即为一节气，因太阳运行并非匀速，故每一节气的时间也就有参差，不再如“平气”时之为常数了，此谓之“定气”。但指导农时对节气的精度要求并不高，精确到一天之内已经完全够用。事实上，即使只依靠观察物候，也已可以大体解决对农时的指导，故“定气”对指导农时来说意义已经不大，至于将节气推求到几分几秒的精度，那对农业来说更是毫无意义。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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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代刘焯提出“定气”，此后一千年间的历法皆用“定气”推求太阳运动，却仍用“平气”排历谱，这一事实又一次有力说明精密推求节气与农业无关。节气对农时的指导作用，当然必须通过历谱来实现，历学家在“定气”之法出现之后仍不用以注历，说明日常生活（包括农人种地）中无此必要。此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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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出现了完整的二十四节气体系，隋代又将节气推求之法发展到“定气”，至清初用“定气”注历，使一般民众对节气的了解更臻精确，但是迄今为止，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史的专家们却从未发现汉、隋或清代的农业生产有过任何因历法发展而呈现的飞跃。这也说明“历法为农业服务”之说中，即令是真有其事的二十四节气部分，以往对其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言过其实了。此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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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情况已非常明白：古代中国历法中对月运动、行星运动的大量研究与农业完全无关；对太阳运动的研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也极其有限。前面谈及的著名历法《大衍历》，共七章103节，其中与编排历谱有关的内容不过5％；如果说“历法为农业服务”之说还有正确成分的话，那这种正确成分所占的比例也就是5％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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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来支持“历法为农业服务”说，还有《尚书·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一语，其实所谓“观象授时”或“敬授人时”，其本义绝不是指“安排农事”，而是指依据历法知识，安排统治阶级的重大政治事务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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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法与星占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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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历法致力于研究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远远超出了编制历谱历书的需要，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内容与农业无关，俱如上述。这样就产生一个重大问题：历法究竟有什么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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