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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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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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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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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光学》（Ad Vitellionem Paralipomena，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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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文学》（Astronomia Nova，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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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和谐论》（Harmonices Mundi，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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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天文学纲要》（Epitome Astronomiae Copernicanae，1618-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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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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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使者》（Sidereus Nuntius，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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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高蒙田纳斯（Longomont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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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天文学》（Astronomia Danica，1622，第谷弟子阐述第谷学说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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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巴赫（Purbach）与雷吉奥蒙田纳斯（Regiomont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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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至大论纲要》（Epitoma Almagesti Ptolemaei，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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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13种当年由耶稣会士“八万里梯山航海”携来中土、又在编撰《崇祯历书》时被参考引用的拉丁文天文学著作，有10种至今仍保存在北京的北堂藏书中。其中最晚的出版年份也在1622年，全在《崇祯历书》编撰工作开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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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洲大型天文仪器之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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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年，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奉康熙之命建造了6件大型天文观测仪器，至今仍完好保存在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上，依次是：天体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这6件仪器几乎是第谷将近一个世纪前在欧洲所建造的天文仪器的直接仿制品（如图3.4所示）。南怀仁又撰写了《灵台仪象志》一书，详细描述该6件仪器的机械原理、制造工艺和辅助设施，成为一部非常珍贵的欧洲16～17世纪工艺手册。书中的大量精美线描插图，也是非常罕见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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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门古观象台上还陈列有另外两件大型天文仪器，一件是1715年建造的地平经纬仪，一件是1744年建造的玑衡抚辰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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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锡阐、梅文鼎与欧洲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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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家（也只有到了此时，中国社会中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文学家）中，兼通中西而最负盛名者，即为王锡阐、梅文鼎二人。王氏以明朝遗民自居，明亡后绝意仕进，与顾炎武等遗民学者为伍，过着清贫的隐居生活。梅氏虽也不出任清朝的官职，他本人却是康熙帝的布衣朋友。康熙推崇他的历算之学，赐他“绩学参微”之匾，甚至将“御制”之书送给他请他“指正”。二人际遇虽如此不同，但其天文历算之学则都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王、梅二人对第谷宇宙模型的研究及改进，可视为中国天文学家这类工作之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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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阐在其著作《五星行度解》主张如下的宇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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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本天皆在日天之内，但五星皆居本天之周，太阳独居本天之心，少偏其上，随本天运旋成日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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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满意《崇祯历书》用作理论基础的第谷宇宙模型，故欲以上述模型取而代之。然而王氏此处所说的“本天”，实际上已被抽换为另一概念——在《崇祯历书》及当时讨论西方天文学的各种著作中，“本天”为常用习语，皆意指天体在其上运行之圆周，即对应于托勒密体系中的“均轮”（deferent），而王氏的“本天”却是太阳居于偏心位置。而在进行具体天象推算时，这一太阳“本天”实际上并无任何作用，起作用的是“日行规”——正好就是第谷模型中的太阳轨道。故王锡阐的宇宙模型事实上与第谷模型并无不同（如图3.5所示）。钱熙祚评论王氏模型，就指出它“虽示异于西人，实并行不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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