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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门古观象台上还陈列有另外两件大型天文仪器，一件是1715年建造的地平经纬仪，一件是1744年建造的玑衡抚辰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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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锡阐、梅文鼎与欧洲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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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家（也只有到了此时，中国社会中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文学家）中，兼通中西而最负盛名者，即为王锡阐、梅文鼎二人。王氏以明朝遗民自居，明亡后绝意仕进，与顾炎武等遗民学者为伍，过着清贫的隐居生活。梅氏虽也不出任清朝的官职，他本人却是康熙帝的布衣朋友。康熙推崇他的历算之学，赐他“绩学参微”之匾，甚至将“御制”之书送给他请他“指正”。二人际遇虽如此不同，但其天文历算之学则都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王、梅二人对第谷宇宙模型的研究及改进，可视为中国天文学家这类工作之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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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阐在其著作《五星行度解》主张如下的宇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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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本天皆在日天之内，但五星皆居本天之周，太阳独居本天之心，少偏其上，随本天运旋成日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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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满意《崇祯历书》用作理论基础的第谷宇宙模型，故欲以上述模型取而代之。然而王氏此处所说的“本天”，实际上已被抽换为另一概念——在《崇祯历书》及当时讨论西方天文学的各种著作中，“本天”为常用习语，皆意指天体在其上运行之圆周，即对应于托勒密体系中的“均轮”（deferent），而王氏的“本天”却是太阳居于偏心位置。而在进行具体天象推算时，这一太阳“本天”实际上并无任何作用，起作用的是“日行规”——正好就是第谷模型中的太阳轨道。故王锡阐的宇宙模型事实上与第谷模型并无不同（如图3.5所示）。钱熙祚评论王氏模型，就指出它“虽示异于西人，实并行不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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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阐何以要刻意“示异于西人”，则另有其政治思想背景。王氏是明朝遗民，明亡后拒不仕清。他对于满清之入主华夏、对于清政府颁用西方天文学并任用西洋传教士领导钦天监，有着双重的强烈不满。和中国传统天文学方法相比，当时传入的西方天文学在精确推算天象方面有着明显的优越性，但王氏从感情上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他坚信中国传统天文学方法之所以落入下风，是因为没有高手能将传统方法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古典形式的历法《晓庵新法》，试图在保留中国传统历法结构形式的前提下，融入一些西方天文学的具体方法。但是他的这一尝试，远未能产生他所希望的效果，《晓庵新法》则成了特别难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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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文鼎心目中所接受的宇宙模式，则本质上与托勒密模型无异，只是在天体运行是否有物质性的轨道这一点上不完全赞成托勒密。梅氏不同意第谷模式中行星以太阳为中心运转这一最重要的原则，在《梅勿庵先生历算全书·五星纪要》中力陈“五星本天以地为心”。但是为了不悖于“钦定”的第谷模式，梅氏折中两家，提出所谓“绕日圆象”之说——以托勒密模型为宇宙之客观真实，而以第谷模型为前者所呈现于人目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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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岁轮上星行之度连之，亦成圆象，而以太阳为心。西洋新说谓五星皆以地为心，盖以此耳。然此围日圆象原是岁轮周行度所成，而岁轮之心又行于本天之周，本天原以地为心，三者相待而成，原非两法，故曰无不同也。……或者不察，遂谓五星之天真以日为心，失其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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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梅氏所说的“岁轮”，相当于托勒密模型中的“本轮”（epicycle）。梅文鼎起初仅应用“围日圆象”之说于外行星，后来其门人刘允恭提出，对于内行星也可以用类似的理论处理，梅氏大为称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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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就体系的自洽而言，梅氏的折中调和之说确有某种形式上的巧妙；他自己也相信其说是合于第谷本意的：“予尝……作图以推明地谷立法之根，原以地为本天之心，其说甚明。”稍后有江永，对梅氏备极推崇，江永在《数学》卷六中用几何方法证明：在梅氏模型中，置行星于“岁轮”或“围日圆象”上来计算其视黄经，结果完全相同，而且内、外行星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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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江永并未证明梅氏模型与《崇祯历书》所用第谷模型的等价性，梅氏自己也未能提出观测数据来验证其模型（梅文鼎本人几乎不进行天文学观测）。事实上，梅氏的宇宙模型巧则巧矣，却并非第谷的本意；与客观事实的距离，则较第谷模型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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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谓“西学中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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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传入西方天文、数学和其他科学技术，使得一部分中国上层人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十分倾心。清朝入关后又将耶稣会士编撰的《崇祯历书》易名《西洋新法历书》颁行天下，并长期任用耶稣会传教士主持钦天监。康熙本人则以耶稣会士为师，躬自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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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情况，都对中国士大夫传统的信念和思想产生了强烈冲击。曾在中国宫廷和知识界广泛流行的“西学中源”说，就是对上述冲击所作出的反应之一。“西学中源”说主要是就天文历法而言的。因数学与天文历法关系密切，也被涉及。后来在清朝末年，曾被推广到几乎一切知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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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中源”说实发端于明之遗民。最先提出“西学中源”思想的可能是黄宗羲，另一先驱者为黄宗羲同时代人方以智。黄、方二氏虽提出了“西学中源”的思想，但尚未提供支持此说的具体证据。至王锡阐出而阐述“西学中源”，乃使此说大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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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之后，康熙帝一面醉心于耶稣会士们输入的西方科学技术，一面又以帝王之尊亲自提倡“西学中源”说。康熙有《御制三角形论》，其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这是关于历法的。他关于数学方面的“西学中源”之说更受人注意，一条经常被引用的史料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与赵宏燮论数，《东华录》“康熙八九”上记载康熙之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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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巴朱尔——阿尔巴朱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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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朱尔”，又作“阿而热八达”或“阿而热八拉”，一般认为是algebra（源于阿拉伯文Al-jabr）的音译，意为“代数学”。但康熙凭什么能从中看出“东来法”之意，目前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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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说法一出，梅文鼎立即热烈响应。梅氏决心用他自己“绩学参微”的功夫来补充、完善“西学中源”说。在《历学疑问补》卷一中，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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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论证“浑盖通宪”即古时周髀盖天之学。明末李之藻著有《浑盖通宪图说》，来华耶稣会士熊三拔著有《简平仪说》。前者讨论了球面坐标网在平面上的投影问题，并由此介绍星盘及其用法；后者讨论一个称为“简平仪”的天文仪器，其原理与星盘相仿。梅氏就抓住“浑盖通宪”这一点来展开其论证，他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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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若浑盖之器，……非容成、隶首诸圣人不能作也，而于周髀之所言一一相应，然则即断其为周髀盖天之器，亦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