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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早专门论述地图内容的篇章——《管子·地图》篇。在战国时期便出现了论述地图的专篇文献。《管子·地图》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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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这里基本上介绍了早期地图，尤其是军事地图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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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土的最早阴宅地图——兆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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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在河北平山县出土，制作时间约在战国中山王·五年至十三年（公元前323～前315），它是中山王、王后及其夫人等修建陵墓所制的平面图。图作于一块长方形的青铜板上，用金片或银片镶嵌而成，各部有铸文标明名称、大小、间距，并有国王的律令。图的方位是上南下北，注有比例，不仅是最早的建筑图，也是一幅小地域地图。图本身没有名称，因与《周礼》所述符合，故称“兆域图”。比例尺约为1∶500。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平面地图（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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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土的最早木板地图——天水市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地图。甘肃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一号秦墓中出土地图七幅，绘于木板之上。墓的时间下限是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而地图的制作或许更早。由图中地名可知此图是秦国邽县的地图。根据内容，可以定名为：地形图、行政区域图、物产区域图、森林分布图等。地形图四幅，绘有山脉、河流、沟溪、关隘、道路、界域等，并标出各处地名。行政区域图两幅，绘有山脉、河流、沟溪、关隘、道路、山名、地名、寺庙以及乡里地名和住地。这些里名按不同级别用方框圈注，以示区别。物产区域图和森林分布图各一幅，绘有山川地形、关隘要道、交通状况，并注明地名和部分区段内各地之间的里程，此外还标明了各种森林木材和物产的分布情况，内容比较丰富（如图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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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土的最早纸绘地图——天水放马滩五号汉墓出土地图。甘肃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五号汉墓中出土纸质地图残片。时间约在西汉文景时期。纸图的发现，除地图本身价值外，就纸而言，是现今所见较早的纸张，可定名为“天水纸”，并且证实纸是用来书写文书或绘制地图的。墓中还发现竹竿狼毫毛笔两支（如图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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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图的进步与理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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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裴秀认为：汉朝的舆图很不精确，既没有比例尺，也没有方位，名山大川只有粗粗的轮廓，不足为据。其实并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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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土的最早地形图、军事地图和城市地图。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三幅帛图，全为地图。根据其内容，定名为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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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图：所绘为长沙国与南越王国交界地区，绘制时间在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它是绘在帛上的一幅边长为96厘米的正方形地图。方位是上南下北，地图区域地跨今湖南、广东和广西的一部分；南至南海、珠江口一带；西至桂林的灵渠；东至广东连县和湖南嘉禾县以东；北至湖南零陵地区。主区比例尺为1∶150000～1∶190000。图中绘有河流、山脉、居民点、道路、海和名胜古迹。河流比较详细准确，与现代地形图比较，河流的分布、流向以及主要弯曲情况均大体相同（如图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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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军图：区域为今湖南省江华县萧水上游一带（当时为长沙诸侯国）军事要素，如驻军营地、军事城堡、防区的界线、兵器库、后期供应基地和道路，均用红线勾画。此图较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守备作战的军事思想（如图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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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邑图：破损较厉害，但能见城墙、城门、街道与庭院。图的下半部绘有城邑。此图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城市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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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礼》中的地图分类。《周礼》中出现了最早的系统地图分类，主要有：天下之图、九州之图、土地之图、金玉锡石之地图、道地图、兆域之图、邦墓之图。这些绘制地图的规定在秦汉时期未必全部执行过，但不少种类的地图是出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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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最完整的制图理论——制图六体。中国最早的制图理论是晋朝裴秀提出。裴秀，西晋司空，河东闻喜人，48岁时因服寒食散中毒身亡。主持《禹贡地域图》（18篇）编绘，提出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制图学理论——“制图六体”。他在《禹贡地域图序》（《晋书·裴秀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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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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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制图六体就是：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水平距离）、方邪（水平距离）、迂直（直线距离），也就是绘制地图应该具备和解决的六大要素。这是中国地图绘制的最系统的理论，也是西方近代测绘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传统测绘学唯一的理论体系。故后人称裴秀为“中国地图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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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图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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