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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夷”地理形势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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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苑·东夷》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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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之性，薄礼少义，捍急能斗，仪山堑海，凭险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乐，未可图也。若上乱下离，则可以行间，间起则隙生，隙生则修德以来之，固甲兵而击之，其势必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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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苑·南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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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蛮多种，性不能教，连合朋党，失意则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昆仑，东至洋海，海产奇货，故人贪而勇战。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战，不可久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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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苑·西戎》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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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处，米粮少，金贝多，故人勇战斗，难败。自碛石以西，诸戎种繁，地广形险，俗负强狠，故人多不臣。当候之以外衅，伺之以内乱，则可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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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苑·北狄》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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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狄居无城郭，随逐水草，势利则南侵，势失则北遁，长山广碛，足以自卫，饥则捕兽饮乳，寒则寝皮服裘，奔走射猎，以杀为务，未可以道德怀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汉不与战，其略有三。汉卒且耕且战，故疲而怯；虏但牧猎，故逸而勇。以疲敌逸，以怯敌勇，不相当也，此不可战一也。汉长于步，日驰百里；虏长于骑，日乃倍之。汉逐虏则赍粮负甲而随之，虏逐汉则驱疾骑而运之，运负之势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战二也。汉战多步，虏战多骑，争地形之势，则骑疾于步，迟疾势悬，此不可战三也。不得已，则莫若守边。守边之道，拣良将而任之，训锐士而御之，广营田而实之，设烽堠而待之，候其虚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所谓资不费而寇自除矣，人不疲而虏自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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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隆中对》中的军事战略地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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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对》是千古名篇，在军事战略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中指明了刘备立国的战略，即向荆州、益州发展。所谓荆州为“用武之国”、“益州险塞”；刘邦“因之以成帝业”讲的也是地理条件对军事格局的影响；“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说的则是进军作战路线，若再配合孙权的东线进攻，则北方曹操将穷于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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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千年军事地理的总结——《读史方舆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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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方舆纪要》是清顾祖禹（公元1631～1692年）编撰的一部综述自上古至明代域内域外历史地理的不朽名著，也是研究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的首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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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全书排列次序及内容颇具深意：“首以列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之以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终之以分野，庶几俯察仰观之义欤！”书中认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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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戊笈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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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笈谈兵》，清汪绂编。作者从军事的角度详细地论述了古今舆地、疆域形势、京都要津和南北方的战略地位、省府州县道里远近、田赋数额、水陆路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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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认为：雍为中原之首，冀为中原之脊，幽为天下之要膂，浙闽为天下之尾。雍冀燕辽是天府，荆州是战场，洛兖是冲地，甘肃蒙古是雄地，蜀滇两粤闽中是守地，青齐东吴是安地，豫章两浙是散地。居雍则重洛，居冀则重雍，居幽则重辽、齐，居洛则重雍，居汴则重洛、兖，居吴则重荆、襄，居蜀则重雍、荆，居荆则重蜀、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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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政区划原则中的军事地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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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两个重要的行政区划原则，这就是“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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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川形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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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山川形便”就是以天然山川作为政区的划界，使政区与自然地理相一致。宋以前的政区划界，主导性原则是“山川形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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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央集权制而言，山川形便原则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端：完全以山川作为边界的政区，会成为一个完善的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如果这个政区的幅员是够大的、政区长官又有一定权力的话，那就很可能出现凭险割据的现象。东汉末年各地州牧的自雄，接踵而来的三国鼎立，唐后期的藩镇割据，以及由此引起的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基本上都能从山川形便的大政区中找到深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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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犬牙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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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抗衡由于山川形便原则而促成的地方割据，统治者便有意采用犬牙交错原则划分政区。《史记·文帝纪》载：“高齐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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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时期，犬牙交错原则更发展得淋漓尽致，以至部分政区尤其是大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军事地理区域严重背离。元代行政的划界最能体现犬牙交错原则及其极端化：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合岭南岭北为一而南岭之险失，合太行东西为一而太行之险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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