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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秧移栽是水稻栽培中的特色，也是最费工夫、消耗体力的工序。为了减轻这一过程中的劳累。在宋代出现了一种用于拔秧移栽的农具——秧马（如图19（a）所示）。这种农具因最初由苏轼在武昌发现，并在江西、岭南、两浙等地的宣传推广而广为人知。据苏轼的记载，这种农具最初可能是一种拔秧的坐骑，在泥地里乘坐秧马可以提高行进速度，减轻劳动强度，起到劳动保护的作用。但在流传的过程中，它的功用似乎被人所误解，以致在很长的时间里，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插秧农具，甚至认为它是一种运秧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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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水田中耕的需要出现了耘爪、田荡、田漏等农具（如图19所示）。耘田主要有手耘和足耘两种方式。耘爪是配合手耘使用的。用竹管斜削成长约寸许的指套，套在手指上进行耘田，以保护手指。因一边削尖，形似指甲，故称耘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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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宋元时期新创的一种水稻耘田农具。它的发明和使用克服了足耘的一些弊端，同时和手耘相比，又减轻了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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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漏是一种计时工具，因主要用于耘田，故称田漏。它的发明和使用，表明古代对农时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在劳动管理上采用了计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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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水田农业对于水的依赖，也导致了灌溉农具的发达。由东汉末年掖廷令（官名）毕岚发明的水车，又名龙骨水车，翻车等（如图21（a）所示），起初用于给郊区道路洒水，后经三国时人马钧的改进始用于农业。到唐宋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因动力装置和功效的不同，出现了多种形制，如拔车、翻车等。其中又以脚踏翻车，又名龙骨车最为常见（如图21（b）所示），还有水转翻车（如图21（c）所示）和牛转（驴转）翻车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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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车是更巧妙的一种，它是利用水流推动转轮来提水灌溉的装置的另一种水车。发明于唐朝。唐人陈廷章的《水轮赋》中对筒车有生动具体的描述。宋元时期，适应不同的农田灌溉的需要，筒车又有所发展，出现了卫（驴）转筒车、高转筒车、水转高车等不同形制（如图22所示）。唐代还发明了另一种灌溉工具立井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这种“以木桶相连”的水车是用来提取井水的，故又称为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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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转筒车可以将水引至高处，对于解决梯田缺水状况起到重要的作用，有力地配合了唐宋以后梯田的发展和山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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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北方的旱地农业技术仍然有所发展。主要粮食作物结构的变化也要求人们对于原有的种植技术进行调整和充实。耐旱力相对较弱的麦子在替代粟而成为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的时候，必然要求抗旱能力有进一步的提高。耕一耙一耢整地技术体系中的“耙功”受到重视。原来用于播种的农具耧犁，经过改造之后，没有了耧斗，取而代之的是耰锄，用之于中耕，称为耧锄。使用时用一驴挽之，效率非常高。锄头的入土深度达二三寸，超过手锄的三倍，而且速度快，每天所锄的地达二十亩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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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带轮的镰刀，用双手推着使用，称为推镰（如图23所示）。这种推镰对于收割落粒性很强的荞麦等作物，非常适合，是中国农业史上最早的收割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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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国而言，苎麻和棉花的普及，油菜的兴起，甘蔗和茶的种植，园艺业的发展，蚕桑业重心的南移，以及“四大家鱼”的养殖等等，也要求相应技术的及时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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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农学著作数量空前增多，特点也很突出。一是专业性的谱录类农书最为可观，如《茶经》、《蚕书》、《橘录》、《荔枝谱》、《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耒耜经》、《菌谱》、《糖霜谱》等；二是从作者来说，既有官修农书，如《农桑辑要》，也有私人著作，如《山居要术》，谱录类著作也多属私人著作；三是从地区来说，首次出现了反映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农业生产知识或南北兼顾的农书，如《陈旉农书》、《王祯农书》、《农桑衣食撮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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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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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快速增长，迫使人们在千方百计开辟新耕地的同时，设法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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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以后，美洲新作物番薯、玉米（玉蜀黍）和马铃薯等的引进是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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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投入，特别是肥料的投入是提高水稻等原有作物产量的主要途径，由此而引发的问题也亟待解决，如肥源的开辟和肥料的积制及使用等。如何走出一条综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利用之路，也是面临人口压力的一种选择，南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些地方出现的“基塘”综合利用，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