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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农业结构不同,结合的方式不同,最终导致功能的不同。仅从农业所要解决的食物问题而言,农桑结合的结果却是食物,特别是肉食的缺乏。西方由于畜牧业的发展,不仅提供大量的畜力,而且还可提供相当数量的肉食和乳品。以德国为例,中世纪后期每人每年的肉食达100公斤以上,1397年柏林每人每天的肉食量为3磅。又如14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9000城市居民一年吃掉了4000头牛,60000头绵羊,20000头山羊,30000头猪。而在法国巴黎的查尔斯六世王室,皇后和孩子们每周都要购买200头绵羊。除了肉食以外,还有大量的乳酪和牛奶及其他一些产品。以17世纪的英国为例,当时英国的农民及像劳工这样的人平时可以吃到肥腊肉、肥咸肉、奶酪及粗面包等,以致当时有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其低层阶级的人能比英格兰有更好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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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农桑结合的情况下,则存在着种种不利的因素,如耕地不足、劳力不足、畜力不足、肥力不足。而直接能够感受到的便是肉食不足。中国虽然也有过“肉林酒池”的记载,但那只是商纣王等少数统治者所独享,而且当时的畜牧业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但到了东周以后,则只有“七十而食肉”,或享有官位厚禄的人能食肉。“肉食者”成了官的代名词。以至于像明末清初张履祥这样的一方名士也只能“终身布衣、蔬食”。因此,在西方人能够每人每天吃上3磅肉的同时,中国的市镇手工业工人却为争取一人一月1斤猪肉的供应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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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SARS疫情的暴发,使得食用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又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实际上,中国人食用野生动物可能跟中国农业有关。食物人类学家Marvin Harris指出,人类普遍存在有所谓“肉食渴望”。由于畜牧业不甚发达,中国人肉食渴望在正常的渠道中得不到满足,便转向其他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肉食渴望。因此,许多野生动物成为中国人的盘中餐,其中就包括有青蛙、田鼠、蛇、果子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食用果子狸等野生动物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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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生是人类联系自然最直接的纽带。在农业没有发明以前,人类利(食)用的一切动植物都来自野生。这其中可能就包括果子狸。然而,在农业发明之后,人类驯化了鸟兽,栽培了作物,于是动、植物就有了家养和野生的区别。然而,在家养动、植物出现之后,人类并没有停止对于野生动、植物的利用,这里既有历史的惯性,也有家养的动、植物不能满足人类需要的被迫,因此,采集和猎获野生动植物,在农业发明之后,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在一段时期内,农业的发明并没有完全改变人类依赖自然的生存方式,而只是在原有的谋生方式上又获得了新的生存手段,使人类的生存更有保障。就某些动、植物来说,野生和家养的区别也并没有就此完结。人们在采集和猎获野生动植物的同时,使用他们新获的手段,对一些他们猎获的动植物进行饲养和种植,有些野生动植物,被驯化了或半驯化了,慢慢地变成了家养动物。果子狸等即属于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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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狸Masked palm civet,学名:Paguma larvata,在动物分类学上是属于哺乳纲、食肉目、灵猫科、果子狸属的一种动物。果子狸的名称现已查到的最早记载见于明朝黄仲昭(1435~1508年)所著《八闽通志》:“玉面狸,俗号果子狸。”研究表明,中国人至少在《诗经》时代就已开始了对狸的利用,《豳风·七月》篇提到:“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这其中或许就包括果子狸。食用果子狸的明确记载肇始于唐朝,宋以后果子狸已成为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动物,用作食品的果子狸被广泛地充当礼品、贡品和商品,其皮毛则被用作制裘和制笔的材料。从三国时期开始,人们在猎捕野生果子狸的同时,也开始进行驯养。早期的驯养主要用于治鼠,张揖《广雅》云:“玉面狸,人捕畜之,鼠皆帖伏不敢出也。”真正出于食用目的的驯养则见于明代,据明宋诩撰《竹屿山房杂部》卷十二,“树畜部”四载:“玉面狸,以柙畜之,以猪脂和米饭食之,肥腯而弗瘠。”这是一种为改善果子狸的食用品质而采取的饲养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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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农业结构来看,可以对时下流行的说法做个修订。人们常说中国农业以7%的世界耕地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中国农耕面积仅有美国的70%,却养活了比美国多五六倍的人口。这当然是中国农业引以为自豪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并不科学,因为中西方人的食物结构及热量相差很大,中国只是解决温饱问题,动物性食物和衣物还非常短缺。因此与其说中国农业以7%的世界耕地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倒不如说,中国以7%的耕地解决了22%人口的吃饭和穿衣问题更为确切。据美国估计,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要达到美国人民的膳食消费水平,每人至少要2000平方米的耕地,这是其他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外)所做不到的。中国传统农业的确有其优越性一面,即充分利用现有土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仅是一种最基本的生存的需要,即温饱问题。因此,在承认中国传统农业有其优越性的一面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中西方农业之间存在的差异,特别是结构上的差异,以及由于这种差异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以作为调整中国的农业结构,特别是农牧业比重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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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谷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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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农业存在差异,有人把西方传统农业称为“谷草式农业”,而将中国传统农业称为“主谷式农业”。中国农业自古以来就是以谷物栽培为主。谷物的种类很多,而以“五谷”的说法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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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一词的由来见于《论语·微子篇》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五谷”有不同解释,一说是黍、稷、麦、菽、稻;一说是黍、稷、麦、菽、麻。这两种说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稻、麻的有无,之所以出现分歧,是因为当时的作物并不止于五种,而各地的作物种类又不尽相同所致,历史上还有“百谷”、“九谷”、“六谷”等不同的说法。“五谷”说之所以盛行,显然是受到五行思想的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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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食作物的种类,往往决定耕种这种作物民族的命运。五谷(黍、稷、麦、菽、稻或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粮食构成中的地位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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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谷子),又名粟,通常所说的小米。原产我国。现已在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山西万泉县(今万荣县)荆村、西安半坡村、河南陕县庙底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先后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甚至更早的粟作农业遗址。粟由于具有耐旱、耐瘠薄等特性,因而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情况下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稷为五谷之神,社为土地之神,社稷代表国家。稷是古代粮食作物中最重要的作物。称为“首种”。汉字中的“禾”、“谷”最初指的都是稷,后来才成为禾谷类作物的统称。直到唐朝以前,稷都是中国北方首屈一指的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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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穈子,或穈谷),和粟一样,具有有耐旱、耐瘠薄等特性,此外黍的生长期短,是汉唐以前北方地区(特别是北部高寒地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迄今最早的、距今七千余年的栽培黍遗存。黍在商周时期种植较多。不过黍的产量和食用品质都不如粟,因此,就全国来说,它的重要性一直远不如粟。黍是古代制定度量衡的基准。1尺的标准就是100粒黍排列的长度。康熙皇帝说:“独有取于黍者。五谷惟黍粒均齐,余则不能无大小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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菽(大豆),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是最早驯化和种植大豆的国家。俄、英、德、法等西文中的大豆名词,都是菽字的音译。英文soybean中的soy据说就是菽的译音。大豆在中国的栽培历史至少已有4000年。中国的东北地区可能是大豆的起源地之一。至今东北仍然是大豆的主要产地。春秋时,《管子》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菽被列为五谷或九谷之一。战国时,菽、粟并称,居五谷、九谷之首。秦汉之后,大豆退为次要的角色,由主食变成副食,成为酿造豆豉、酱、醋、豆腐和榨油的原料,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黎祁)。加工过后的豆渣和枯饼也是重要的肥料。大豆根瘤具有固氮作用,对此古人似早有认识,这在金文“菽”字上就得到反映。古人还将大豆用于轮作、间作、混种和套种,使其成为重要的绿肥作物。不过,大豆现在更多的是充当油料作物。此外,豆浆也是一些人早餐的主要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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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中的麻主要指的是大麻。这是一种雌雄异株的植物,在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雌株的籽粒曾是最重要的粮食之一,而麻的纤维又是衣着原料的主要来源。其功能类似西方农业中的羊。羊毛可衣,羊肉可食。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大麻雌雄异株的现象。雌者称为苴,一名茡;雄者名枲,又名牡麻。早在《诗经》时代和《尔雅》中就有记载。其后《四民月令》和《齐民要术》中记载更为详细,而且正确认识了雄麻散放花粉和雌麻结籽的关系,指出在散放花粉前就拔去雄麻不仅不影响雌麻结子,而且雄麻这时的纤维质量也是最好的。这比欧洲人在植物性别方面的记载要早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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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麻的衣着和食用品质都不是很好。作为衣着原料,由大麻所制作的布衣,一般只供平民百姓穿着,因此,“布衣”也就成为平民百姓的代名词。宋元以后,大麻主宰衣着原料的地位又被棉花所取代。作为食料,麻子的产量不高,适口性又差。因此,在它依然作为衣着原料之前,很早就退出了食品的行列,以致明代宋应星怀疑火麻(大麻)在历史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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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在大豆、大麻等退出粮食作物行列的同时,原产美洲的马铃薯、甘(番)薯、玉米、花生、烟草、向日葵等乘虚而入。美洲新作物大多是明中叶以后进入中国的,但大规模的推广种植,则是在清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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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麦在中国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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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有1/3以上人口以小麦为主食。小麦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在中国,其重要性也仅次于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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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起源于9000年前的亚洲西部,5000年前左右进入中国。但小麦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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