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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畜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马用于战争或贵族的骑乘，最受重视。在“国之大事，惟祭与戎”的社会里，马被列为六畜之首。马在中国虽然也用于耕地，但用而不广，普遍是牛耕田、马吃谷。马成为不劳而获的消费者。宋陈旉《牛说序》：“马之所直，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以夫贵者乘之，三军用之，刍秣之精，教习之适，养治之至，驾驭之良，有圉人、校人、驭夫、驭仆专掌其事。此马之所以贵重也。”由于这个原因，使得与马相关的畜牧兽医学得到了超常的发展。相马术的目的在于发现善于奔跑的战马。汉唐的强盛与养马业发达分不开。古人还利用马驴远缘杂交培育出骡、𫙡𫙬。唐代李石的《司牧安骥集》和明代喻本元、喻本亨的《元亨疗马集》是两本最重要的兽医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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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是农民的宝贝，它为农耕提供动力，被广泛地运用于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同时牛还是肥料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养牛少，用于食用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的牛，奶不能说没有，但非常有限。《陈旉农书》辟有“牛说”。清代则有《养耕集》和《抱犊集》一类的养牛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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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的价值最高，它在提供肉食的同时，更多的还在于提供肥料。河姆渡出土的陶如图45所示。《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这里的豚和彘都是猪，不过在古代有所区别。豚指的是小猪，而彘指的是成年猪。豚用于食用，而彘可能主要用于繁殖。这种情况在汉字中有关狗的文字中也得到体现。在古汉语中，“大者为犬，小者为狗”。犬用于劳作，如猎犬、警犬、牧羊犬。狗用于食用。狗肉曾是主要的肉食之一。“鸡豚狗彘之畜”把狗和猪、鸡同列为肉畜。值得注意的是《齐民要术》第六卷是专述畜牧生产的，其中提到的牲畜种类有牛、马、驴、骡、羊、猪、鸡、鹅、鸭，唯独没有狗（犬）。有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人大量进入中原后，牧区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原的消费习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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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是肉食的主要来源，也是唯一相对独立的产业，不过也只限于北方。唐宋时期，随着民族的大迁徙，南迁到湿热的太湖流域的湖羊已失去其独立性，而依靠养蚕所剩下的桑叶为饲料，并且采用圈养，以为农业提供肥料。狗，用于助猎，在农区主要用于看家护院。鸡，提供肉食、禽蛋，也用于司晨。从经济角度计算，明末清初张履祥提出：“多畜鸡，不如多畜鹅。”鹅、鸭生长迅速，饲料转化率高。稻田养鹅鸭，还可以治虫除草，一举多得。中国之六畜其作用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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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六畜在西方的地位和作用就大不一样。马除了运输以外，广泛地用于耕地，取代牛的地位，马把西方农业拉进近代科学农业的门槛。1731年塔尔（J. Tull）发明马拉中耕锄，标志着西方进入到近代科学农业阶段。牛除了广泛运用于耕地以外，它还是肥料、皮革、肉食和乳品的主要来源，正因为如此，养牛业在西方成为一些国家的支柱性产业。羊则除了肉食和乳品以外，最主要的利益在于皮毛，尤其是羊毛，成为英国最重要的产业，甚至有人说：“英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羊毛的历史。”养猪虽然主要在于提供肉食，但猪皮也用作衣服鞋靴的主要原料。养狗也与中国不同，而主要是为了牧羊。一言以蔽之，中国的畜牧业是一种依附性产业，在整个农业结构中充当配角，西方的畜牧业则是一种独立性的产业，在结构中充当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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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区的畜牧业很大程度上是为农业（谷物种植业）服务的，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往往是以牺牲畜牧业为前提。以养牛为例，中国农区的养牛业经历了牧牛、放牛、縻牛三个阶段。而它的背后就是用于养牛的土地逐渐减少。牧牛阶段，养牛是个独立的产业，这个阶段，牛不穿鼻，有专门的牧场，规模也较大。在北魏和北齐所实行的均田制中就有丁牛受田的规定，面积为三十亩至六十亩不等，限止四牛。牧牛的方式主要存在于夏、商、周三代，不过到明清时期一些地区这种放牧方式依然存在。放牛阶段，养牛开始受到限制，牧场开辟为农田，牛被放置在远离农田的区域上放牧，或选择在收获后的农田上，这个阶段始于春秋、战国直到宋元。唐代诗人张籍《牧童词》云：“远牧牛，绕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饥鸟啄牛背，令我不得戏垅头。”縻牛阶段，种植业留给养牛业的空间有限，牛被控制在以木桩或树干为中心，以牛绳为半径的小区域中活动。这种情形出现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清代农学家刘应棠在提到縻牛的原因时指出：“苗既盈野，肃然无敢纵畜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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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的萎缩，影响到中国传统农具的使用。江东犁和铁搭是两种水田整地农具，这两种水田整地农具在江南地区历史上都曾经得到广泛的使用，不过在时间上差有先后。论出现之时间是先有铁搭而后有江东犁。铁搭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而江东犁最早出现在唐朝。论使用之时间江东犁主要是唐宋时期，而铁搭主要是明清时期。那么，铁搭取代江东犁的原因是什么？或认为江南地区土壤黏重，适宜用铁搭，而不利于用牛耕。可江东犁非舶来品，它是适应江东土壤耕作需要而出现的。尽管它的规制、结构方面，还并非完善，但经过改进是可以不断适应江东农耕需要的，它有铁搭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其集中体现便是效率，江东犁的效率来自于牛。按古人计算“一牛可抵七至十人之力”，“中等之牛，日可犁田十亩”。用铁搭翻地，虽然可以翻得很深，但效率很低，“人日耕一亩，率十人当一牛”（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同时铁搭与耕作质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耕作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人，而不是铁搭。从理论上来说，铁搭的使用并不会导致江东犁的淘汰。也就是说，江南地区，江东犁被铁搭所取代，原因不在于江东犁存在某种不可改进的缺陷，或是铁搭有如何的先进性，如何适应江南地区的水田耕作，根本的原因在于铁搭用人，而江东犁用牛。在传统中国，人是最可宝贵的，养人是不计成本的，相比之下，养牛却要计算成本。牛可以不养，而人却不能不养。人长大之后可以干活，于是就有明末宋应星的算法，“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之便”（《天工开物·乃粒·稻工》）。农民不养牛，自然就没有牛去拉犁，而江东犁是由牛来牵引的，没有了牛，自然也就没有江东犁；农民只养人，人多力量大，铁搭就是一种人力工具，它正好可以发挥人力的作用。关键的问题不是铁搭取代了江东犁，而是人力代替了畜力。农户何以不养牛？原因在于养牛的成本太高。何以养牛的成本会变得如此之高？我以为这与中国传统的农业结构有关。中国传统的农桑结构，把土地尽可能地用于衣食原料生产，以解决温饱问题，用于养人。结果是养牛的空间越来越小。养牛所需的水草难得，成本上涨，以致无力养牛。从牧牛到放牛再到縻牛的背后则是用于养牛的土地面积的减少，用于粮食等种植的土地面积增加。畜牧业的萎缩使养牛成本提高，而养牛成本的提高，又加速了畜牧业的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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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搭取代江东犁，便是出现在跛足农业形成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江东犁在明清江南的出局，与江东犁本身的技术无关，只是好犁要用牛拉，没有牛最好的犁也派不上用场。唐宋时期，江东地区还有相当的耕牛数量，这是江东犁得以发明和使用的原因。明清时期，“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蓄牛力”，但这只是对大多数的农户而言，对于一些家境较好的所谓“上农”来说，由于他们有能力维持少量的耕畜，所以牛耕仍是他们的首选，只有那些“无牛犁者以刀耕，其制如锄而四齿，谓之铁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如果说，铁搭在技术上优于牛犁，最有条件使用的应该是上农，何以他们不用铁搭而用牛耕？铁搭只是在无牛情况下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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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代替畜力，铁搭取代牛耕，縻牛取代放牛，放牛取代牧牛，畜牧业被种植业蚕食，是中国人口增长农业发展的必然。而这一切皆与中国农业的结构有关，它影响着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发展，迫使中国农业必须在养人口和养牲口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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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注定是要萎缩的，但不会消失。种植业的发展虽然挤占了畜牧业的地盘，但也有赖于畜牧业所提供的动力和肥力。唐朝的李廷珪在给玄宗的上书中提到：“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虽然有些地方可以以人力代替畜力，但厩肥（踏粪）（包括羽毛、骨骸）也是种植业最主要的肥料来源，且是大粪所不可取代的。养猪业更是传统农业所必须。农谚中有“养猪不挣钱，回头望望田”的说法。种田要养猪就像秀才要读书一样天经地义。畜牧业所提供的肉、蛋、奶食品，虽然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有些奢侈，但也是种植业所不可替代的。另外，畜牧业所提供的毛皮，也是加工业的重要原料。所有这些都使中国传统的畜牧业得以长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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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挑战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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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桑结合的农业和农牧结合的农业相较，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耕地，这必然会导致人地关系紧张，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就因此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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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不足是最为突出的问题，因为农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分作的形式出现，从中国古代的情况来看，一般为100∶20，这比农牧结合需要更多的土地。农牧结合需要的土地相对小些，这从18、19世纪以前西欧广泛存在的休闲制上便可证明。耕地不足也与生产力水平有关。原始时期，养活一个人平均可能需要超过1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现在所需要的耕地面积缩小到一两亩地。世界粮农组织FAO则将人均0.8亩视为警戒线。中国在殷商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局部地区就已出现了相对耕地不足的问题。甲骨文中就有“垦牧”的记载，意思是将牧场开垦为农田。春秋战国以后，到处提倡“垦草”、“治莱”，牧地被开垦成农田，使得一些地方出现“无所刍牧牛马之地”（《战国策·魏策一》）。耕地不足也跟自然条件与人口数量有关。可供开垦的土地数量有限，人口不断增长，致使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而中国传统的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又使土地趋于零碎化，条块分割，面积狭小而分散，不但不便于耕作，还加剧了土地的紧张状况。唐宋时期，人地矛盾似乎达到了极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一些地方已出现通过溺婴等“不举子”方式，人为控制人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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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耕地不足的同时，中国传统农业同时还面临着地力下降问题。因为通过垦辟来扩大耕地面积总是有限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希望能以有限的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即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是，过度地使用土地，必然导致地力下降，土地收益的减少。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的说法，宋朝有人发现“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必然带来地力下降的风险，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有历史学家认为，商代盘庚迁殷之前，多次迁都，也是与土地撂荒有关。古罗马帝国的衰亡源于地力的衰竭。最近有报道说，古代玛雅文化神秘消失与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毁林开垦、发展农业所致的水源枯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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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不足和地力下降之外，农业发展还面临着天灾人祸的挑战。中国被称为灾荒的国度，其特点是南涝北旱，还有蝗虫、螟害等。明末科学家徐光启就对中国自春秋至元代的蝗灾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统计分析，从公元前770年至1370年的两千余年中，有蝗灾记载111次，其中书二月者二，书三月者三，书四月者十九，书五月者二十，书六月者三十一，书七月者二十，书八月者十二，书九月者一，书十二月者三，得出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的结论，而此时“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故为害最广”。另外，苛征暴敛和政策失误也导致农民生产难以为继。1959～1961年所发生的大饥荒，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就被归咎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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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食货志》引战国时李悝的话，对农民的经济状况做过这样的描述：“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畮，岁收畮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中国农民始终在为温饱而奋斗，这种状况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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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中国传统农业毕竟还是坚持下来了，不仅是以少量的耕地解决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温饱问题，还使中国文明得以延续，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仅有的。这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奥秘就在于精耕细作。毛泽东在1957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在耕地不足，地力下降，天灾人祸横行等不利因素之下，所走的一条以“粪多力勤”为主要特征，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攻目标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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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集约化，力争以有限的耕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农产品，是精耕细作的目标。就有“无田甫田，维莠骄骄”之说，意为田亩太大，照顾不过来，容易杂草泛滥，因此不要这么做。战国初年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要求充分挖掘土地的增产潜力。汉魏以来就流传有这样的谚语“顷不比亩善”，意思是说“多恶不如少善”。而农学家更主张：“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齐民要术》卷首《杂说》）南宋时期的农学家陈旉也引述当时的谚语说：“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进而指出：“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则丰穰可期也审矣。”历史上的区田法、柜田法和亲田法就是集约经营思想的体现。“区田不耕旁地，庶尽地力”。柜田“筑土护田似围而小，……田制既小，坚筑高峻，外水难入，内水则车之易涸，……此救水荒之上法”。明代农学家耿荫楼所提出的亲田法原理在于控制经营规模，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进行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倾斜投资，以少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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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上，精耕细作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粪多力勤”。春秋战国时期就采取了“深耕”、“疾耰”、“易耨”、“多粪肥田”等多种措施，来维持土地的生产率，也使耕作制度由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在此基础上从秦汉到明清又通过混作、间作、连作、轮作等方式，尽可能地使原来一年只能种一茬庄稼的土地，种上二茬，三茬，甚至更多茬的作物。达到“一岁数收”，甚至“二年十三收”。土地利用率高达100％，甚至200％～300％。单位面积产量成倍增长。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实行二圃制或三圃制，每年的土地利用率只有1/3～1/2。以收获量和产量之比来看，欧洲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农业在保证高产的同时，还通过广辟肥源，多粪肥田，保持地力常新壮，使农业得以稳产高产。这就是中国传统农业不仅养活了世界最多的人口，还使华夏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的根本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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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的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➊简单实用的农具装备；➋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➌重农贵粟的战略选择；➍丰富多彩的作物品种；➎以少胜多的集约经营；➏保持地力的多粪肥田；➐杂种五谷的生物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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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具方面，具有翻土功能的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传统犁之一。将开沟、播种和覆盖等环节“毕其功于一役”的耧车，更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它不仅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还为后期的田间管理提供了便利，并为日后的畜力中耕和畜力施肥等农具的发明开辟了道路。犁和耧车在纪元前后的秦汉时期就已基本定型，这两种农具在18世纪传入欧洲后，对欧洲的农具和耕作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西方农业技术革命的起点。不过中国农具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反而没有太大的改变。“此固有不能变，或不必变者在焉”（1920年《桂平县志》卷二十九《食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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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利用方面，就出现了区田、围田（圩田）、梯田、架田、砂田、桑基鱼塘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区田的要义在于作畦深耕，“不耕旁地”，这个特点使得“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还扩大了耕地面积。围田，即围水造田（如图46所示）。这是水乡地区扩大耕地面积的最主要的方式，“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在围田之外，再筑一道圩堤，用以扞护外水，增强围田的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这种围田又称为“圩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