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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食货志》引战国时李悝的话，对农民的经济状况做过这样的描述：“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畮，岁收畮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中国农民始终在为温饱而奋斗，这种状况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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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中国传统农业毕竟还是坚持下来了，不仅是以少量的耕地解决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温饱问题，还使中国文明得以延续，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仅有的。这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奥秘就在于精耕细作。毛泽东在1957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在耕地不足，地力下降，天灾人祸横行等不利因素之下，所走的一条以“粪多力勤”为主要特征，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攻目标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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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集约化，力争以有限的耕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农产品，是精耕细作的目标。就有“无田甫田，维莠骄骄”之说，意为田亩太大，照顾不过来，容易杂草泛滥，因此不要这么做。战国初年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要求充分挖掘土地的增产潜力。汉魏以来就流传有这样的谚语“顷不比亩善”，意思是说“多恶不如少善”。而农学家更主张：“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齐民要术》卷首《杂说》）南宋时期的农学家陈旉也引述当时的谚语说：“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进而指出：“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则丰穰可期也审矣。”历史上的区田法、柜田法和亲田法就是集约经营思想的体现。“区田不耕旁地，庶尽地力”。柜田“筑土护田似围而小，……田制既小，坚筑高峻，外水难入，内水则车之易涸，……此救水荒之上法”。明代农学家耿荫楼所提出的亲田法原理在于控制经营规模，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进行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倾斜投资，以少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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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上，精耕细作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粪多力勤”。春秋战国时期就采取了“深耕”、“疾耰”、“易耨”、“多粪肥田”等多种措施，来维持土地的生产率，也使耕作制度由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在此基础上从秦汉到明清又通过混作、间作、连作、轮作等方式，尽可能地使原来一年只能种一茬庄稼的土地，种上二茬，三茬，甚至更多茬的作物。达到“一岁数收”，甚至“二年十三收”。土地利用率高达100％，甚至200％～300％。单位面积产量成倍增长。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实行二圃制或三圃制，每年的土地利用率只有1/3～1/2。以收获量和产量之比来看，欧洲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农业在保证高产的同时，还通过广辟肥源，多粪肥田，保持地力常新壮，使农业得以稳产高产。这就是中国传统农业不仅养活了世界最多的人口，还使华夏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的根本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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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的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➊简单实用的农具装备；➋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➌重农贵粟的战略选择；➍丰富多彩的作物品种；➎以少胜多的集约经营；➏保持地力的多粪肥田；➐杂种五谷的生物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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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具方面，具有翻土功能的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传统犁之一。将开沟、播种和覆盖等环节“毕其功于一役”的耧车，更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它不仅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还为后期的田间管理提供了便利，并为日后的畜力中耕和畜力施肥等农具的发明开辟了道路。犁和耧车在纪元前后的秦汉时期就已基本定型，这两种农具在18世纪传入欧洲后，对欧洲的农具和耕作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西方农业技术革命的起点。不过中国农具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反而没有太大的改变。“此固有不能变，或不必变者在焉”（1920年《桂平县志》卷二十九《食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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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利用方面，就出现了区田、围田（圩田）、梯田、架田、砂田、桑基鱼塘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区田的要义在于作畦深耕，“不耕旁地”，这个特点使得“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还扩大了耕地面积。围田，即围水造田（如图46所示）。这是水乡地区扩大耕地面积的最主要的方式，“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在围田之外，再筑一道圩堤，用以扞护外水，增强围田的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这种围田又称为“圩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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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是在山区丘陵区坡地上，筑坝平土，修成许多高低不等，形状不规则的半月形田块，上下相接，像阶梯一样，有防止水土流失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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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巧妙的要数架田。架田，又称葑田或浮田，是一种漂浮在水田上的人造农田（如图47所示）。砂田是西北干旱地区创造的一种抗旱栽培方式。用河流石子铺地三四寸，耕种时拨开砂石，种之于下，仍取砂石掩盖，作物从石缝中或石层间生长结实。旱田铺上砂石，可以起到蓄水保墒，减轻干旱，抑制蒸发，控制泛碱，提高土温，促熟增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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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基鱼塘是一种综合的土地利用方式，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出现于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将低洼地挖深变成水塘，挖出的泥堆放在水塘的四周为地基，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屎用以饲鱼，而鱼塘中的塘泥又取上来做桑树的肥料。通过这样的循环利用，取得了“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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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肥料方面，主要是通过“多粪肥田”来维持和增进土地的生产率。战国末年吕不韦组织撰写的《吕氏春秋·任地》中明确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办法就是施肥。同一时期，“多粪肥田”就已成为“农夫众庶之事”（《荀子·富国》）。宋代的农学家陈旉更加明确地指出：“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在方法上除“粪治”之外，还引入了“时加新沃之土壤”，即后来所说的“客土法”。英国著名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就曾提到中国的耕地“多数情况下每年可种植两季庄稼，这是由于能因地制宜，在一处土地中混入他处泥土来补其不足，采取施肥、灌溉以及其他种种谨慎而又聪明的措施”（《中国印象》）。广泛开辟肥源是保持农业稳产高产的关键。于是中国历史上各种积肥、造肥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曾在中国居住过的德国农学家瓦格纳（W. Wagner）根据他自己亲身见闻，说：“在中国人口稠密和千百年来耕种的地带，一直到现在未呈现土地疲敝的现象，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农民细心施肥这一点。丝毫没有疑义，在中国农民除了在自己的家园中极小心地收集一切废料残渣，并收买城市中的肥料，又不辞劳苦去收集使用一切发臭的资料，在一千年和一千年以前，他们的先人已经知道这些东西具有肥料的力量。”（王建新，中译本《中国农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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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民所做的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是为了多打粮食。而粮食在农民心中主要指的是谷物。中国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解决世界最多的人口的口粮问题，一个重要的法宝就在于选择了以谷物种植为主的农业道路。在同样的面积下，谷物种植比动物饲养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有数据表明，“每100英亩的土地，若种马铃薯可以供给420个人的食用，若种草饲牛便只能供给15人”。中国人似乎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百亩之地”首先是用来种谷，只有“五亩之宅”，用来发展其他的种植和养殖，也仅是为了使“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中国历史上的重农往往是与贵粟联系在一起，贵粟就是“以粟为贵”，“以粮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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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个民族都有其主粮作物，但在中国人们似乎没有把自己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一两种作物之上。由于不同的作物对于自然条件的适应性不同，粟耐旱、黍耐寒、菽耐瘠、稻耐水。而自然条件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传统农业在谷物种植的过程中，实行“杂种”（又称“参植”），尽量使种植的作物种类多样化，以防止单打一所致的农业灾害。《汉书·食货志》：“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晋书·地理志》也有同样的记载。本着“参植以防水旱”的古训，《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初年曾诏令南方稻作区的官吏，劝导民众增种粟、麦、黍、豆等旱地作物，北方旱作区的民众就水广种粳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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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种”“参植”不仅是指不同作物间的种植，也包括同一种作物不同品种的搭配种植。《齐民要术·种谷第三》提出“凡田欲早晚相杂”，“防岁道有所宜”。不同的品种的生育期和性状等都是不同的，其所适应的环境也千差万别。中国传统农业很早就注意到选用不同特性的品种，以适应不同自然条件下的种植需求。《齐民要术·种谷第三》所载的粟品种中就有：耐旱、免虫的14种；耐风、免雀暴的24种；耐水的14种。水稻品种上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有的稻种特别耐旱，有的特别耐涝，有的特别耐寒，有的耐盐碱，有的耐肥，有的耐瘠，有的耐肥耐水而抗倒，还有的对虫害、兽害有极强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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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作物及品种杂种参植的结果导致了多种形式的混作、轮作、间作和套种的出现。如，豆谷轮作、稻麦复种之类，这自然是应对灾害之举，但也因此而形成良好的相互为用的生态群落。《陈旉农书》卷下《种桑之法第一》在提到桑苎混作的好处时说：“若桑圃近家，卽可作墙篱，仍更疏植桑，令畦垄差阔，其下遍栽苎。因粪苎，卽桑亦获肥益矣，是两得之也。桑根植深，苎根植浅，并不相妨，而利倍差。”研究表明豆科作物和禾本科作物的间作可以使豆科作物的固氮效率提高近10倍，禾本科根系分泌的麦根酸等植物铁载体可以增加豆科作物对缺铁土壤的适应性，豆科作物的酸性分泌物还可以改善禾本科作物对缺磷土壤的适应性。利用水稻不同品种间种的传统经验加以改进就可以使稻瘟病感病的水稻品种发病率下降达90％左右，这与营养、小气候、生物多样性都有关系。在云南还发现高原农民在麦地里也有不同品系混种以减少病虫害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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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种植制度，各种作物与作物之间的合理搭配，相互利用，特别是豆科作物的引入，是“多粪肥田”之外，中国传统农业取得成功的又一保证。日本学者熊代幸雄说过：“中国农法的特征是在施肥的基础上，形成了连续种植谷物的农业技术体系。它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为开展多熟种植创造了前提。由于用人力中耕而使耕耘趋向于集约化。追肥也随着推行到谷物的种植上，此外还因采用间、混作和移栽，就使土地利用达到了相当高度，从而能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空间”。通过精耕细作并使耕地尽量扩大，进而就在这基础上形成的集约农法，“是在相当恶劣的栽培条件下，竭尽人力所能来最大限度地维持人口及生活要求发展起来的。”（熊代幸雄编：《中国农法的展开》，アジア经济研究会，1976年，参看董恺忱摘译其第一章《论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中国农史》1981年1期）。美国的农史学家格拉斯（N. S. B. Gras）在《欧美农业史》（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Europe and America, 1925）写道：“中国给农业历史学家一种极有意思的情况……他把两种以上的作物同时种在一起；他把田地结结实实地种满，使其农场像鱼鳞一般……那是聪明的耕种制度，使这个国家不致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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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城市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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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农业所取得的成就，不只是农村的成就，城市对此也有很大的贡献。虽然城乡之间有城池的阻隔，但农业却能够在城池内外遍地开花，使得中国传统的城市中也有相当多的农业成分。依附于城池的园囿原本就是用来种植植物和饲养动物的场所，是城市中农业生产最为集中，农产品最为丰富的地方，也是皇家农产品的供应基地。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农田和菜地的分布，甚至宫殿四周的空地，历史上称为宫壖地，也成了农事试验场。市民的房前屋后，也有鸡犬之声相闻。这种情形在20世纪中叶以前还是司空见惯的。经济学家冯锐指出：“广义上说来，每个中国人都是农民，因为即便像广州这样拥有90万人口的繁忙都市，都处处养着鸡。而拥有777000人口的南京，当时的首都，其用于农业的土地面积要超出商用和住宅面积。除作物和牲畜之外，鱼塘和肥堆在城中也是随处可见。每个中国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有干些农活，事实上，每个中国家庭，无论贫富，都在生产着一些农产品。农耕似乎是中华民族的本能。”（R.Feng, Agriculture, 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 edited by Sophia H. Chen zen,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1, p.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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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农业的出现不仅仅是减少城市建设对土地的占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对于蔬菜和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使其在农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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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丰富了中国传统农业的内容。中国传统农业原本以解决温饱为己任，产品不过是五谷、桑麻、六畜而已，一切与衣食无关的项目都被排除在农业之外，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农业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但这种较单一的农业远远不能满足城市人口对于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于是一些被传统农业排斥的“花草之流”在城市中得到了发展空间。即便是在作物生产方面，城市农业也较之农村要丰富许多。以蔬菜为例，据宋《梦粱录》记载，仅南宋临安（今杭州）一地，蔬菜就有近四十种，远远超出现在一般农村所拥有的蔬菜种类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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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还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农业人才和最先进的技术。如汉代长安城中的种瓜能手召（邵）平，唐代长安城中的种树技师郭橐驼，宋代牡丹之都洛阳里的牡丹嫁接高人门园子，还有一位传奇的接花艺人刘幻也被宋徽宗召入御苑。城市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发源地和试验田。许多先进的农业技术、作物品种都是首先在城市里得到发展和运用。比如，5000年前进入中国的小麦，直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还是“种麦之家，多在城郭”（《后汉书》卷二十六《伏湛列传》）。又据《史记》等书的记载，汉代引进的葡萄和苜蓿，也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到后来“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历史上著名的代田法和占城稻等，在推广之前都曾在宫壖地上进行过试验。蔬菜中的韭黄和黄芽白最早源于宋朝的国都汴梁和临安。而御稻则是康熙皇帝在中南海丰泽园的稻田中发现，并通过单株选育的方法培育成功的一个水稻品种。在城市发明并首先得到使用的农业技术还包括：区田法、温室栽培、温泉栽培、代田法、翻车、铜马法、嫁接技术、带土移栽、引种保鲜、观赏鱼养殖、雨量器、水旱试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