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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许多先进的农业技术最初都是由城里首先发明并加以使用的，以后才逐渐由城市向农村扩展。清人曾国藩就曾嘱咐他的儿子曾纪泽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目的在于“学些好样，添些好种”，以改变其家乡蔬菜栽培技术落后、品种单一的状况。而此前明末的科学家上海人徐光启也承认“吾乡诸菜，种大既不若京师”。这种差距不是在作物的种类上，也不是土壤的缘故，而是在技术上，即粪壅（施肥）和择种（选种）等方面。水往低处流。技术的传播也如同流水，总是由先进的地方流向落后的地方。中国古代城市对农业的贡献，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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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历史还在延续：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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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件可以随意穿脱的旧衣服，它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渗透在我们的灵魂中。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农业发展有过这样的评说，“只要看看中国人对古代流传下来的所有风俗习惯和耕作方式的恪守不渝，我们就不敢奢望目前农业生产的总体指导思想会与古代有什么不同。……传统习惯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是其进步的巨大障碍，特别在农业生产上。”（英，约·罗伯茨编，《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119页）。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从五四运动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等口号，试图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是我们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与传统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我们在反传统的同时，又陷入了另外的一种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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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五十年余来（特别是头二十年）在“三农”问题上所出现的偏差，并非仅仅是“左”的错误造成的，实际上也与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都得到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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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中提出了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作为指导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一个总方针。而这个八字宪法正是传统农法的总结。1959年出版的《中国农学史（初稿）》在其第一章《绪论》中就敏锐地指出，八字宪法集中表现我国精耕细作传统的特点，该书还简要地叙述了“八字宪法”的历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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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跃进中所开展的“深耕”运动，也是对传统农法的继承。中国传统农法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深耕。自战国时期提出“深耕”的口号以后，经过秦汉一直到明清，人们对深耕的强调丝毫没有减弱，相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以翻土的深度而言，很早就有了以尺寸为计量单位的量化标准。如宋人提到湖南南部的桂阳，其民“拙而惰，耕器绝苫窳，耕刃入土才三四寸”。显然这三四寸的入土深度在宋人看来是很浅的。明代马一龙《农说》提出的深耕标准是“三寸为浅，九寸为深”，实际上明清时期的深耕标准是一尺左右。而在此之前，南宋陆九渊家里治田“每用长大镢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清代潘曾沂《区种法》中提到：“田要翻得深，垦得碎耙得细。又要通身周遍，不许一处不深，不许留一块细实粗泥。深到二尺外头，又极松细；苗根直生向下，着土必牢，行根周身适意，不怕不好。”而河南扶沟县则利用“挑深数尺，或多牛深耕”。近代引进西方的一些农业机械，也是为了“导农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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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梯田为特征的“大寨田”对于生活在丘陵山区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梯田”之名也在宋代已出现。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了他游历袁州（今江西宜春）时所看到的情景，“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曰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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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跃进中广泛使用的“借客土”的办法也是历史上早已有之。大跃进中搞的“三三制”，即用土地的1/3种庄稼，1/3休闲，1/3种树种草，发展林牧业。也早有人提出并实施。在此五十年以前，罗振玉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事私议》卷之上就主张：“试分农地为二，半植牧草，半种谷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良土壤。而明代耿荫楼提出的“亲田法”，将大块土地，分出一部分来，如1/5，进行人力和物力的倾斜投资，做到小面积上夺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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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提倡的“密植”，即增加作物在田间的密度，以提高产量，也一直是中国传统农学中所试图探讨的问题。明马一龙的《农说》中就有：“地肥而密，所收倍于疏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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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的提出，也和历史上的人定胜天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在实践中喊出的“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也和传统农业中的“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田尽而地”到“地尽而山”等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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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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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雄生著．中国农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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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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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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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 [:170109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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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 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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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者简介 罗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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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生，福建连城人。1982年1月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随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古代科学史室工作。此后一直从事中国生物学史、环境保护史、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96年被聘为研究员。曾任古代史室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生物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前些年进行过一段时间关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研究。主要著作包括《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与舒俭民合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学卷》（与汪子春等合作）、《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等。目前正在从事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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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中国传统生物学史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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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和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民族一样，很早就开始注意辨识生物，考察它们的分布、生长发育和繁殖规律。同时，根据生物的各种特点，进行命名、分类，以达到很好地利用生物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保健及营造好的生活环境的目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他们对生物的认识不断深化，不但有效地选择那些适合于作为食物、纤维、药物和观赏的种类用于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以免遭不必要的伤害，而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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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我国古代生物学的萌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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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说的圣人及其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