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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几类著作是我国已知最早对大量生物个体进行直接描述的作品，这是当时生物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异物志”、本草、花木谱录和专门注释经典的生物学著作，构成我国古代生物学（或称博物学）著述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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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生物学知识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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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淮南子》等著作还包含有当时思想家的原始进化思想和有关遗传和变异的思考。对海洋动物随光周期变化而产生的生理变化也进行了相应的观察。著名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奇怪篇》提出“物生自类本种”，在《讲瑞篇》说，“试种嘉禾之实，不能得嘉禾”等，注意到遗传稳定性的论说，对当时的一些唯心的、附会生物变异现象的不经邪说作了有力的批评，在生物学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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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汉书·王莽传》记载，汉代太医曾通过解剖犯人的尸体，“量度五脏，以竹签导其脉，知所终始”，借此获得人体内脏和血管的知识。显示出当时的解剖学有了新的发展。而葛洪《肘后备急方》记有“疗瘈犬咬人方”，提到用疯狗的脑敷治狂犬咬伤，体现了免疫思想。而从《齐民要术》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当时人们的酿造技术体现出的实用微生物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而且开始栽培茯苓等大型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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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唐宋的形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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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随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生物学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保持“异物志”、“虞衡志”发展的同时，还衍生出纯粹的生物学著作。特别是宋代，凭借生物学知识的广泛积累，有关生物的学问已逐渐从原来更为广泛的知识门类中分离，开始形成一门关于“鸟兽草木之学”的学问，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古典的生物学。这一时期，政府组织编写的本草学著作开始附图。从当时留下的绘画来看，唐宋时期的生物图画已经比较准确；而且出现彩色的本草图。另外，当时人们在动物化石的认识、人体解剖学和金鱼育种方面都有突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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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分化和专门生物学著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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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唐代以后，记述南方或域外的“异物志”类型的著作依然不断涌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段公路的《北户录》、刘恂的《岭表录异》等都记载了许多域外或岭南的新奇动植物。南宋著名田园诗人范成大在华南的广西为官两年后，也于1172年“追记其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载者，率为一书”，这就是《桂海虞衡志》。《桂海虞衡志》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博物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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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术的发展，早期生物资源调查性质的工作，逐渐导致生物学不断进步。在主要记述某一地区物产的作品不断增多，内容越发丰富的基础上，渐渐发展出专门的动植物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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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出现的这类著作是宋祁（998～1061年）撰写的《益部方物略记》。当时属于这种类型的著作还有《益州草木记》、《郊居草木记》。与前人的作品不同，这些著作记载的都是动植物，或绝大部分是动植物。宋祁的著作共记载了65种动植物，是现存关于我国西南的第一本动植物专书。从中不难看出，宋代的学者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具有地域特色的“草木鸟兽虫鱼”身上，因而产生了专门的生物学著作。这是我国古典生物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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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类型的著作还有一个专门的类别，那就是由《魏王花木志》、《竹谱》发展而来，专记一些园林或某地突出的生物资源，尤其是带有地区特色的花卉果木的著作。唐代有王方庆《园庭草木疏》、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等等。这些著作记述的是一个园林的植物名录。到宋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许多风格不一的动植物“谱录”。它们是宋代开始大量涌现而极具我国古代生物学特色的著作。这类作品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地区性的著名动植物认识的深入，加速了人们生物学知识的积累。其中一类是向综合的方向发展，将记述花卉名录范围扩充到整个地区，这类著作以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为代表，该书记载了洛阳各类花卉500个种和品种。除《洛阳花木记》这类效法前人，但在内容广度加以扩充的地区性综合型花卉植物专著外，还有一类是深化为某类属（或某种）著名的植物作记（谱）而成的专著。这类著作更多，著称的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王观的《淮扬芍药谱》、陈翥的《桐谱》、刘蒙的《菊谱》（1104年成书）等等。这类著作大多记有植物种或品种的名称、特征、性状和繁殖方法等，包含较为丰富的生物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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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园林花木的专著外，其他带有地方特色的动植物专著还有不少。著名的有赞宁的《笋谱》，蔡襄（公元1012～1067年）专记闽南佳果荔枝的《荔枝谱》，张宗闵的《增城荔枝谱》，韩彦直的《橘录》，陈仁玉的《菌谱》，傅肱的《蟹谱》，王纲的《猩猩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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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类型是伴随当时各种生物学知识尤其是观赏动植物知识的大量积累，一些学者为扩大影响而编写的一些大类别的动植物著作，包括张宗诲的《名花木录》、《木谱》，以及一些学者造的“经”。“经”有《草经》、《花经》、《鹰经》、《禽经》等等。这些所谓“经”的编著，大约有点自诩为某一方面知识经典的味道。其中也确有内容比较丰富的作品，如堪称我国第一本鸟类著作的《禽经》，以及专门记述蟋蟀的《促织经》。从这些著作的编写意图中不难看出当时人们试图“经营”一门新学问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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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著作在生物的有关分类和形态描述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为某一类群动植物的研究积累了知识，对古代生物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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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对本草学事业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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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社会强盛，作为在人们生活中有重要地位的医药事业也逐渐开始为朝廷所重视。因此当时不但儒家的经典被很好的刊行，在医生苏敬等人的建议下，政府还选定一批官员和学者进行本草的编写。最终编写出内容空前丰富的《新修本草》（如图1.10所示）。这是我国首部由政府组织编写的本草著作，它除保存了前人记载的药物外，新增了不少种类。共记述800多种药物。从中可看出古代本草学著作除有博物学（主要记述生物和矿物）特点外，还有类书的特点。书中记载的药物配有插图，对后世本草著作的编著影响很大。有人将它视为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其后不久，医生陈藏器又编写了带有补遗性质的《本草拾遗》，其中包括大量前人没有记述过的新种药用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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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政府对医书，尤其是本草著作的编写十分重视。组织编写了《开宝本草》、《嘉祐本草》、《图经本草》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图经本草》是仿唐代《新修本草》的“图注”和“图经”而作，不过该书将两部分合二为一。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辨识药用的动植物和矿物等。对所记载的药用动植物不但有较多的形态描述，而且还有根据产地而进献的图谱。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由当时主管药材辨验的官员寇宗奭编写的《本草衍义》。由于作者是专业的鉴别药材人士，对各种动植物的形态习性有独到的观察描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后不久，本草学家唐慎微又将《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二书合并，并添加不少医学内容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后来修订的版本记载药物1700多种，大部分是动植物，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王介编的《履巉岩本草》（如图1.11所示），记载的全部是植物，还第一次配了彩色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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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识”与“鸟兽草木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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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综合性的生物学著作，与经学有关。也就是说一些学者从经学解释名物的角度出发，分门别类地对各种生物的名称、习性和形态进行描述、解说。这种著作无疑由以前百科全书式的《尔雅》分化、发展而来。与《益部方物略记》一样，从中可以看出，“鸟兽草木之学”从先前更加笼统宽泛的学问中脱胎而来的轨迹。代表性作品是陆佃的《埤雅》，此书记述了270多种动植物。由于内容与解读经书有关，因此在学者中有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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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有关解释经典中生物的学术著作有新的进步，使这类著作成为传播生物知识的专门著作。罗愿《尔雅翼》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部著作仅从名称看，就能看出是与《埤雅》性质相似、从《尔雅》派生而来的作品。在《尔雅翼·序》中作者写道：自己以“《尔雅》为资，略其训诂、日月星辰；研究动植，不为因循。观实于秋，玩华于春，俯瞰渊鱼，仰察鸟云……有不解者，谋及刍薪，农圃以为师，钓弋则亲。用相参伍，必得其真。”从中可以看出，他把“动植”作为一个专门的门类分离出来，使自己的著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动植物学专著。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他试图通过追求生物的知识来满足认识进步的需要。作者和郑樵一样，强调通过实际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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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翼》共32卷，记述的全部是生物，分“释草木”、“释鸟”、“释兽”、“释虫”、“释鱼”等部分，共记述生物415种。所记述的都是以前经书史籍比较常提到或生活中接触较多的生物。其中对昆虫的变态和鸟类的行为习性都有比前人更加细致的观察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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