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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生物著作的大最涌现，及其在学术上和实际生活中显示的重大意义，促使南宋初期的学者更加深入地思考有关“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如果说北宋时期只是出现众多学者刻意撰写生物专门著作，有营造一门学问的倾向，那么到了南宋初期，则较为清晰地出现了为创立“鸟兽草木之学”的理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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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这一问题，明确强调“鸟兽草木之学”非常重要，并且致力使之发展的学者是著名史学家郑樵（公元1103～1162年）。郑樵是南宋初期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的学者。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他非常重视生物学知识的获得和传播。他从治学的角度而不是从资源的角度出发强调动植物知识的重要性。他举学习《诗》为例，认为：“汉儒之言诗者，既不论声，又不知兴，故鸟兽草木之学废矣。”基于自己的分析，这位学者采取行动，在实际观察和资料整理两方面同时下工夫，以实现其发展“鸟兽草木之学”的目的。经过山林中居住30余年的读书、探索和请教“农圃之人”，郑樵终于写下了在古代生物学发展史上有重要价值的《昆虫草木略》一书。这本书郑樵自视甚高，把它列为自己巨著《通志》的“二十略”之一。他认为自己的这“二十略”包括“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由感于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从而努力创作《昆虫草木略》，把它当作重要的学术的一个方面，确实是他创造性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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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草木略》记有植物约340种，动物130余种。从书中的记述来看，郑樵显然认识不少动植物。在解释动植物名称方面，他历述了各生物名称的源流，各书所提及的辨识和相似植物的互辨，确有不少精彩独到之处。为使自己构建的“大学术”基础更加牢靠，郑樵还投入大量精力编写“动植志”等其他生物学著作。受北宋学者重视给生物著作（包括本草）插图的启发，郑樵也很强调在生物学著作中加上插图这种方法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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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物”对宋代生物学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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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些学者以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论强调动植物知识的重要性，其基本观点正如著名学者程大昌（公元1123～1195年）在《演繁露》中所表述的：“大学致知，必始格物。圣人之教，初学亦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们认为治学要“格物”〔8〕以提高认识，首先就应多掌握有关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从对外部世界认知的需要强调生物知识的重要性，因而显得更加圆满和具说服力，并为不少学者所认同。理学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也提出：“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全芳备祖》是部“独致意于草木蕃庑，积而为书”的作品，因为“大学所谓格物者，格此物也”；“昔孔门学诗之训有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因此，陈景沂编的书是有意义的。陈氏自序中也认为：“大学立教，格物为先；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学者当务。”他编写的专门（植物）类书古代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的出现，体现了当时人们为发展一门学问而进行了深入的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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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等人对“鸟兽草木之学”重要性的强调和论说，显然很好地代表了当时的学术时尚，当然其学术观点可能也影响了一批学者。这充分体现在南宋有更多的学者致力于拓展这门学问，并编撰种类更多、知识内涵更加丰富的生物学著作，以培植“鸟兽草木之学”。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作品就是冒嵇含之名编的《南方草木状》一书。它很可能是《益部方物略记》、《益州草木记》、《禽经》影响下的产物。托名嵇含与《禽经》托名师旷一样，无非也是为了宣扬这门学问的古老和源流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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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论述表明，唐宋时期有一批非常著名的学者对传统生物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包括曾为宰相的李德裕和（著名科学家）苏颂、曾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宋祁和陆佃（著名诗人陆游的祖父）也是著名的学者，郑樵是著名的史学家。他们的加入无疑对传统生物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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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明清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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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持续的时间较短，除《竹谱详录》、《饮膳正要》等著作有一定的生物学价值外，值得称道的成就较少。明清时期是我国传统生物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学科指导思想的逐渐明晰和学术发展主观能动性的形成。开发生物资源的思想有很大的发展，不但记述各种有用生物资源的著作，如《岭南方物志》、《滇海虞衡志》、《闽产录异》等继续涌现。一些有识之士还开始记述各地区潜在的动植物资源，明初成书的《救荒本草》是非常出色的代表性著作。类似的动物学著作则有《闽中海错疏》。记述园林动植物的著作也很多，以《花镜》最具代表性。传统本草学作品则有《本草纲目》那样篇幅空前的巨著。解释经典中生物的著名作品也有一些成就很高的著作。这一时期特别突出是出现了汇集各种生物学资料的卷帙浩繁的集大成著作，如《华夷草木鸟兽珍玩考》、《群芳谱》等也在那期间涌现，更重要的是《谭子雕虫》、《见物》、《植物名实图考》等体现古代生物学水平高峰的科学著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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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植物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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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这类著作比较突出的是一批记述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作品。主要《救荒本草》，《野菜谱》、《茹草编》和《野菜博录》等。这些著作相当于应用植物学著作，它们中带有从本草著作分化出来的痕迹，也带有地方植物资源调查的性质。这些著作大多有图和相关的文字说明，颇为方便实用。在这些著作之中，《救荒本草》（如图1.12所示）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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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荒本草·序》写道：“植物之生于天地间，莫不各有所用。苟不见诸载籍，虽老农老圃亦不能尽识。而可亨（烹）可芼皆躏籍于牛羊鹿豕而已。”因此，作者非常注意新植物的调查，不但记载的新种比较多，达270多种（全书记载植物400多种），而且插图比较准确，解说文字详明。就著作风格而言，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特征等表述出来。书中每页附一插图，描绘一种植物，图文配合相当紧凑，就形式而言很像是一部区域的被子植物志。在古代生物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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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的角度看，朱橚〔9〕编写《救荒本草》的时候，采用更加先进的方法。他首先派人调查了开封周围可供食用的植物，然后选了400余种可食用的植物种在一个园子里。然后根据园子里的植物进行观察，并让专门画工将其形状绘下来。另外，书中还记载了详细的食用制备方法。这种利用专门的植物园、专业的画家和集中使用试验方法对植物进行直观的描绘和辨别其性质的方式，比前人主要依据随意性较大和前人经验的描述无疑是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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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橚的园子（圃）纯粹为认识形态和性质服务，这在植物学发展史上显然是很有意义的。在同一时代的欧洲，还没有这样的植物园，无怪乎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Sarton）在谈到中世纪的植物园时不无感慨地说，“杰出的成就产生在中国”。朱橚的工作开了实验生物学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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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生食用植物的制备方面，《救荒本草》提出了一些消除毒性的方法。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可能即始于《救荒本草》。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特征等表述出来。书中每页附一插图，描绘一种植物，图文配合相当紧凑，就形式而言很像是一部区域的被子植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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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本杰出的植物学著作，国内外学者都曾给予高度的评价。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称之为“中世纪最优秀的本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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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最出色的植物学著作是著名学者吴其濬（公元1789～1847年）撰写的《植物名实图考》（如图1.13所示）。吴其濬是河南固始人，1817年被钦点为状元，任过兵部侍郎等京官，也在许多地方当过总督和巡抚。为官一生，宦迹半天下。学识超群，又留心经世致用。该书收录了1700多种植物，是历史上收录植物最多的植物学著作。此书的最大特点是作者见多识广，具有很强的求实精神，书中的插图准确。此书是我国古代生物学著作中插图最准确的作品，大部分的图都很逼真。文字说明也相当详细。代表着古代植物学的最高峰。时人陆应谷在为《植物名实图考》写的序中，指出该书的“包孕万有，独出冠时”，可谓中肯。吴其濬之所以能完成这个著作，是因为他“具希世才，宦迹半天下，独有见于兹，而思以愈民之瘼”，通过不断阅读文献资料和根据考察询问实证所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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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实图考》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纯学术性，开始摆脱为某一实用目的编写本草著作的窠臼。是一本比较纯正的植物学著作。书中对收载的每一种植物都记载了它的文献渊源；它的别名、形状、颜色、用途、产地和分布等。本书记载的植物从类群来看，低等高等都有，孢子种子俱全。从地理分布而言，它包括了我国十几个省的植物种类。从生态学的观点着眼，其中水生、陆生植物皆有，阳生、阴生植物一应俱全。堪称为集大成的著作。承《救荒本草》的应用植物学基础，进而朝普通植物学方面迈进，是我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加上插图大多根据实物绘制，因此大部分都很准确逼真，有些甚至堪与现代植物志书的插图相媲美。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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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面这些突出的作品之外，明清期间还有一些非常出色的园林植物的专著，著称的有《亳州牡丹述》、《学圃杂疏》、《花镜》、《北墅抱翁录》、《花史左编》、《植品》、《茶花谱》、《荔枝谱》、《菊谱》、《菊说》、《凤仙花谱》等。其中《学圃杂疏》记载了大量的花卉园艺植物，详细地提到了它们的配置。《北墅抱翁录》则对很多园林观赏植物的形态特征作了详细的描述。特别是各种花卉的观赏价值、特点都有很深刻的阐述，颇具我国古代学术的入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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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主要以资料汇编为主的植物学类书有《群芳谱》、《广群芳谱》。比起宋代的《全芳备祖》来，这两部书不但收录的植物种类要多很多，而且内容丰富得多。《群芳谱》共收载植物275种，分为“谷谱”、“蔬谱”、“果谱”、“药谱”、“木谱”等若干部类。书中的内容除录自前人的著作外，也有部分是作者自身经验的总结。书中收录了植物的栽培、育种、嫁接等方面的丰富资料。《广群芳谱》全书100卷，收录植物约1400种。仅从这种数量的比较中就能从一个侧面看出人们积累的园艺生物学知识比以前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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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物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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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产生了不少很有特色的动物学著作如《闽中海错疏》、《谭子雕虫》、《记海错》、《朱砂鱼谱》、《白蜡虫谱》、《虫天志》、《鸽经》、《鸡谱》等，其中比较出色的是《闽中海错疏》和《谭子雕虫》。前者是专门记述鱼类等水产动物的专著，首次记述了250多种的福建水产动物，涉及形态、生存环境、产地等，有些记载非常清楚、准确。后者记述了62种“虫”，连同附录的近百种。它们不像此前的一些谱录性质的著作，如《蟹谱》或《促织经》，仅涉及范围很窄的动物类型；篇幅也比《禽经》等动物学著作大得多。更为突出的是，作者对描述对象有很细致的考察。特别是《闽中海错疏》一书，与此前的植物学著作《救荒本草》相似，很少引经据典，主要根据自己的考察，简明地将有关动物加以描述。这清楚地反映出人们已经深化到某些比较大的专门领域开展有成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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