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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也是栽培植物起源的重要地点之一。从那里比较著名的新石器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石琮来看，它们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三四千年前就有密切的关系。起源于那一地区的粮食作物有青稞（裸大麦）和芋头等等。大麦可能由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首先栽培。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考古工作者曾在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的西藏山南地区贡嘎县昌果沟，距今3500左右的新石器晚期遗址发现青稞。至今青藏高原仍分布有多种野生大麦。它在《诗经》中也叫牟，古代也叫。我国栽培青稞约有4000多年的历史，现今仍是主要产地之一。在谷物生产中，大麦产量曾长期居于小麦、水稻和玉米之后的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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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地区起源的著名栽培植物还包括葫芦。据闻一多考证，盘瓠（古）开天地传说中的盘瓠即葫芦，这个传说源于我国西南的民族地区，这也印证它起源于我国西南。这里起源的作物还包括封建社会食物生产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小豆和饭豆等，这些豆类常被用来补充主食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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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上游地区驯化的重要栽培植物还有号称世界三大饮料植物之一的茶，以及调味品花椒（蜀椒）。19世纪末，英国的博物学家韩尔礼（A. Henry 1856～1930年）首先在云南发现野茶，英国的威尔逊（E. H. Willson, 1876～1930年）在四川也发现野生的茶树，这种情况已经很有力地证明了茶的起源。花椒至今仍是四川重庆一带（古巴蜀地方）盛行的风味“麻”的根源。因此茶、椒（蜀椒）这两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当是巴蜀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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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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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的闽广一带的百越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也驯化了不少喜温、耐湿的栽培作物。参薯、芋头等作物起源于那里（如图2.9所示）。这类作物包含大量的淀粉，既可当粮食，也可作蔬菜。野芋在我国南方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广泛分布。在福建山区一些地方，重阳节甚至被叫做“薯姜芋艿节”，因为过这个节日的时候恰好是当地开始收获这些作物的时候。这里芋头的吃法多样，还用作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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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起源的蔬菜数量应当可观，但早期的文献记载较少。从考古发掘的资料和相关史籍记载来看，一些重要的柑橘类水果发源于这一地区，如柚子、香蕉（中国矮蕉）等；一些重要的热带水果如荔枝、龙眼在先秦时已经栽培。它们是具有华南特色的美味水果，原先只在我国大量栽培，产区主要集中于岭南亚热带地区至热带地区，荔枝的野生种在那些地方仍有分布。明清时期，广东珠江三角洲，荔枝龙眼栽培极多，据称“蔽亏百里，无一杂树参其中。土地所宜，争以为业，称曰‘龙荔之民’”（《广东新语》，清屈大均撰）。这种热带果树的栽培起源与薯芋一样，都是我国华南“百越”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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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起源的重要经济作物还有甘蔗和葛等。甘蔗是我国重要的糖料作物（如图2.10所示）。宋玉《招魂》中所谓柘浆，有人即认为是甘蔗浆。除用作榨糖外，当地人还用它当水果吃。甘蔗在华南还能找到野生种。我国的闽广和台湾及西南的云南仍是它的主要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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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南育成的芳香调味料包括姜、桂。桂的芳香特性可能很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它的树形也很好看，因而它的栽培应当也是很早的。桂是《楚辞》中提到次数最多的香料之一。《吕氏春秋·本味》篇曾记载它是重要的调味品。桂树的栽培主要在华南的两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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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辽河一带，当是大豆的起源和分化的中心。这一带至今仍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分布比较丰富的所在。20世纪中期，曾在黑龙江省宁安县牛场遗址出土过大豆，其年代距今约3000年左右。《诗》等文献也有不少关于大豆的记载。上述史料表明，大豆在我国至少有3000多年栽培史。它在我国古代曾被当作重要的粮食作物，位列“五谷”之一。中原地区的大豆可能是由东北传入的。大豆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丰富，蛋白质中还含有8种人体本身不能合成的氨基酸；对国人的营养（蛋白的补充）和食物（豆制品）多样化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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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可能是李、梨（秋子梨）等水果一些类群的起源中心，当然红松子也起源于此，不过它在文献中出现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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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区起源作物的重要性不难看出，不同的民族对中华文明都有过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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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唐政治影响的扩展和栽培植物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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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国而言，自从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黄河流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也曾十分强大，文化也非常发达，与中原各国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岭南的“百越”在秦凿通了联系湘江和桂江的灵渠，并设立了“南越”郡之后，那里的物产才逐渐为中原人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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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当政后，进一步加强了中原与北疆和岭南的联系，促进了各地文化和物质的交流。特别是张骞凿空西域，并在华南建立南越、九真、交趾等郡县以后，各地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而此期间农业种植业的发展，更加深了人们对栽培植物搜罗的兴趣。此后，不但华南产的许多珍奇的水果为中原内地的人所知晓，而且通过中亚和西域传入不少栽培植物。东汉以降，大量北方人的南徙，也促进南北方栽培植物的交流。至唐代，国力空前鼎盛，政治影响远波，从域外引入的蔬果种类日益增多，极大丰富了国人的物质生活，同时也推动了我国经济、文化生活的进步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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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土新培育或新记载的栽培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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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各地之间的栽培植物的交流，使各种作物的重要性也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变化。原来偏植于一隅的栽培植物，不少逐渐扩大栽培地域，传入内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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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小麦在粮食生产中的重要性逐渐突出。东汉以后北方人的南迁，把种麦和吃面食的习俗带到了南方。自公元4世纪开始，江淮流域开始有一定的小麦种植规模。对南方旱地的利用和粮食产量的提升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比较单一的“饭稻羹鱼”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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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可靠史料，汉唐时期，我国增加的粮食种类只有薏苡和荞麦，薏苡除作为药用外，在粮食生产中的意义不大。荞麦原产我国西南，是我国西南彝族等一些少数民族最早栽培的作物之一。如今在我国西南仍有许多地方有野荞麦的分布。荞麦作为一种生长期短（生育期只有60～80天）和抗病虫害强、适应性广，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长的杂粮作物，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作为灾后补种的作物很有价值，在农业备荒和救灾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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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时间在历史舞台崭露头角的南方蔬菜有菘（白菜）、芸苔、芥兰、苦苣、蕹菜（空心菜）、冬瓜、绿豆、赤小豆、豇豆、扁豆、豌豆、黧豆、刀豆、茭白、荸荠、茨菰、百合、胡葱；水果有南方新为人知的椰子、甜橙、黄皮、杨梅、羊桃（五敛子）、槟榔、橄榄、余甘和西部的柰（绵苹果）。纤维作物有棕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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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蔬菜而言，有些种类如蕹菜、芥兰可能在华南早就栽培，只是出现在文献上比较晚。起源于西南的冬瓜和一些豆类也有类似的情况。百合可能是由药物或野菜逐渐转为栽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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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后，菘也就是白菜的重要性变得日益突出。此前作为封建社会经济中心的黄河流域，葵菜和芜菁两种蔬菜占有重要地位。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农书《齐民要术》把“种葵”放在蔬菜种植的第一篇。但在南方更是另一番景象。《南齐书》记载，菘是“味最胜”的佳蔬。药学家陶弘景（公元456～536年）记载：“菜中有菘，最为常食。”梁简文帝（公元550～551年在位）更是称赞有加。他写道：“吴愧千里之莼，蜀惭七菜之赋；是知泮宫采茆，空入鲁诗；流火烹葵，徒传豳曲。”诗人认为，在菘面前，古今各地名菜如茆（莼菜）、葵等不免相形见绌，徒有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