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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主要是观察患者的形与色。而就察外以知内而言，“色”的观察临床意义显然要比形体胖瘦、运动状态等重要得多。望色之学，从总体上讲离不开五行配属。例如五行中的“火”与红色、“金”与白色相配，所以色赤为热、色白多寒；具体到脏腑，则黄与脾相系、黑与肾相关；涉及方位时，中央属“土”，左、东方属肝、木，右、西方属肺、金，所以“酒糟鼻”为脾湿胃热，左颧的色泽变化主肝，右颧的色泽变化主肺。另外在望色中还有一条重要原则，即“泽”比“色”重要——无论什么颜色，只要有光泽就好；没有光泽，多为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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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舌的观察，在中医诊法中逐渐发展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概括地讲，对于舌体的观察，主要目的是了解肌体气血盛衰，如色淡血虚，胖大气虚。对于舌苔的观察，主要是了解邪气的属性，如白苔为湿，黄苔为热；苔越厚重，邪气自然也就越重；越靠根部，邪气所居的部位也就越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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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诊的运用，又与经脉学说相关。例如位于人体前正中线的任脉穿过“人中”（鼻唇沟），所以人中无胡须或平坦无沟，皆为任脉经气不足，在生殖功能方面常常会有问题。又如百姓基于生活经验知道眉毛长、耳朵大的人多长寿，故有“眉寿”、“寿眉”之词，“两耳垂肩”之誉；而在医学知识体系中，以“眉为髓之花”、“耳为肾之窍”，据此观察骨髓是否饱满、先天之本（肾气）是否充实，同样与寿命判断有关。如此，医学的诊断知识又与“相面之学”发生了相互交融的关系。在此不必讨论“相学”的是非，也无法判断孰先孰后的关系，只需知道古代的知识往往是没有明确领域边界的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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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即触诊，以手检查关节运动、骨折错位、腹内癓瘕积聚、皮肤干湿等，都是切诊的内容，但最为常用与重要的是诊察患者的脉象。诊脉之法源于医家了解到人体上存在着跳动的“脉”。所以在经典产生的时代，已经是指一条长长的“经脉”——“手太阴之脉”、“足阳明之脉”等；而在早期往往是指某一处跳动的脉搏，是诊脉的具体部位。因此最原始的诊脉方法是多处诊脉，当经络的概念形成后则表现为“分经候脉”。为将脉搏跳动的状态与人体健康、疾病的诊断结合起来，医家构建了种种具体的理论——如从轻到重分为若干层次，以诊各脏之疾，谓之“轻重脉法”；以浮脉为春天（肝、木）之象，洪脉为夏天（心、火）之象，名为“四时脉法”；在头、足、手（天、地、人）三处，各取三处动脉，以诊察上、中、下的气血，叫做“三部九候”之法。但与现今所见诊脉方法最为密切的是取人迎（颈动脉）以候“阳”，寸口（腕部桡动脉）以候“阴”，比较两处脉搏大小变化诊察阴阳是否均衡的所谓“人迎一寸口”脉法。后来，这种方法简化为以寸口一处分为阴、阳两部分，即以中指作分界（所以称为“关”），前至腕横纹一寸（所以称为“寸”）候阳，后至肘一尺（所以称为“尺”）察阴。由于《难经》开篇的第一个问题（“一难”）便是：十二条经脉经中都有动脉，为何只在手腕部位隶属手太阴脉的“寸口”处诊视？所以根据现存的资料，诊脉方法的这一重要变化，只能追溯到《难经》成书的时代。而在《黄帝内经》中，虽然也有“诊尺”之说，但其含义却是“诊察前臂的肌肤状况”。从“人迎—寸口”到“独取寸口”，诊脉方法虽有变化，但所依据的理论都是阴阳学说；而阴阳学说在医学中的运用，也正是伴随着这些变化，逐渐淡化了其“循环说”的本质、突显出“对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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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在西晋太医令王叔和编撰的《脉经》中，可以见到脉诊方法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化，即作为分界的中指之“关”也成为诊脉的部位——“寸口”脉分为寸、关、尺三部，并与五脏六腑相对应。这时，尺、寸之分不再与阴、阳相配，而是对应于人体的上、下。而从“左手寸、关、尺分属心、肝、肾，右手分属肺、脾、命门”的对应关系中可以看出，阴阳的配属转由左（阴、血）和右（阳、气）来承担。同时“脉象”也增加到24种之多，而在《黄帝内经》中，“脉象”尚不足10种。这种诊脉之法，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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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者均能达到“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的效果，所以既是医家博取患者信任的重要手段，也是患者判断医生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然而务实求是的医生，还是应该全面运用四诊之法，尽可能多地全面收集信息，力求作出准确的诊断，没有必要贾人居奇卖弄手段。从另一方面讲，现代医学所有先进诊断技术与手段，无不可以视为感官功能的延伸，古今中外在诊断方法上可以说并无本质的区别。作为当代的中医，不仅需要了解现代诊断方法、所获信息的意义，还应做到能将这些感官功能延伸所得信息与中医理论、治疗方法有机结合，才可谓是真正的中医。例如在儿科肾病病房中住院的，大多不外“肾炎”与“肾病综合症”两类小患者，前者的尿检报告中主要是红、白血球；后者主要是有一定量的蛋白。前者多属咽喉部链球菌感染造成的过敏反应，属于中医所言“湿热”病，当用清热利湿的药物治疗；后者多属先天不足，所以本该留在体内的精华之物——蛋白才会“漏”出，当用“补虚”之法治疗。实际上，根据尿检结果做出的这种判断，与通过传统的四诊之法做出的判断基本上是一致的。更有意思的是，我曾做过一个简单的实证检验：根据中医“肾开窍于耳”的理论，摸摸这些患儿的耳朵，特别软的，病历中的诊断基本上都是“肾病综合症”；相对较硬的，病历中的诊断基本都是“肾炎”。说明中西医学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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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将四诊所获种种信息加以综合判断，才可称为“诊断”。这也就是“辨证施治”法则中的“辨证”过程。其要点是辨别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谓之“八纲”，而八纲之“纲”，不过是阴阳二字。只要疾病的这一基本属性判断正确，据此施治，便不会有大错。然而面对错综复杂的疾病表现，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例如面对一位右心衰竭造成肺循环障碍，导致液体渗出、继发肺部炎症，而发热的患者，用治疗感冒、肺炎的清热解毒之法是断然无效的，只有在认识到“真寒假热”的本质后，大胆使用强心药，才能看到循环改善、渗出吸收、炎消烧退的结果。实际上西医在处理这样的病人时，除用抗菌素外，也会配合强心、利尿、补钾的药物。中西两道殊途同归，还是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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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内外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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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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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独创的一种治疗方法，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并逐渐为世界各国所了解。关于针灸疗法的起源，旧称“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或谓黄帝发明了针灸之术。因而有人将中国古代医学概分为两大体系：一是“神农—草药”的药物治疗学体系，一是“伏羲、黄帝—针砭”的针灸学治疗体系。足见针灸学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所占的地位及其重要性。然而这种独特的治疗方法，并非从其诞生伊始便能符合现代针灸学教材中给出的如下定义——“应用针刺艾灸的方法，通过经络腧穴，以调整脏腑气血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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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针灸疗法起源于原始的放血与热敷手段，因而可以将其出现时间上溯到远古人类发明用火和打磨石器之时。然而在对西周医事制度、治疗方法均有较详细记载的《周礼》中，丝毫看不到使用灸、刺二法治疗疾病的痕迹。这说明尽管灸、刺之法在形式上与人类用火和制造工具存在着无法割裂的渊源关系，但真正作为治疗疾病的方法，其产生的时间却未必如此之早。直到马王堆西汉墓葬出土的多种医书中，才能见到伴随人体经脉的描述，言及用灸法治疗其疾患，但还是没有提到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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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是由于外在形式的相似，导致人们普遍接受形如石刀的“砭石”是金属针具前身的观点。但从马王堆出土医书中所言的那样：用砭石割痈排脓，必须注意二者的大小配合问题；《黄帝内经》则提出：来源于东方的砭石技术，适宜治疗痈疡；来源于南方的小针技术，适于治疗肢体痉挛、疼痛麻痹、运动障碍；并且概括药、针、石三者的用途为药物治疗内部疾患，针、石治疗外部疾患，可知“砭石”并非金属针具的前身，而是外科刀具。而针、石并称的原因在于，其用途都是治疗相对于五脏六腑之“内”而言的“外部”疾患——即从皮肤到筋脉层次的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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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即便是在“针”的家族内部，也还是包含着按照现代观点当属“外科刀具”与“针刺用具”的不同成员。这个家族，就是《黄帝内经》中所说的“九针”。其中的“铍针”是外科刀具，“毫针”才是名副其实的针刺用具，而头如卵形的“员针”则当称为按摩用具。因此，只有将早期的针灸之术纳入“外治法”的范畴，才能真正理解这种疗法的起源与原始本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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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外治法”的分化，符合现有定义之针灸疗法的形成，应该有两方面的主要动力：一是需要使用“刀具”的治疗技术趋向独立，尽管这方面的发展在中国极为缓慢；二是着眼于“脉”之疾患的部分趋向独立。因为“脉”不仅本身有多种疾患需要治疗，而且是气血运行的通道，相互贯通并与内脏相连，所以针体细小、操作缓慢、在体内有一段“留针”时间的毫针，便具备了发展成调节气血、内（脏腑）外（经脉）兼治之独特治疗方法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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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脏腑及用于针灸操作的大部分穴位均分别与某一经脉相连，躯体的各部分也按照“经筋”、“皮部”分属于某一经脉，因而经脉学说便与针灸疗法形成了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同时，某一腧穴的治疗功能，又往往会成为独立的经验性知识。因而整个针灸疗法体系，始终包含这两种相辅相成的知识内容；就临床实用而言，后者往往更为重要——因为并非在某一经脉上，或从属该经脉的某一穴位上施以针灸刺激，便能收到同样的治疗效果，而是一定要取某一特定的穴位。例如颜面侧部有“手阳明大肠经”通过，所以口眼歪斜（面神经麻痹）时当取该经脉的穴位进行治疗；但只有取从属该经脉的“合谷”穴才有明显的治疗效果，并非该经脉的任一穴位都能选用。又如“足三里”作为胃肠道疾患的特定治疗穴位，也是如此。古代医学著作中，以口诀提示了这两个穴位的独特治疗功效：“肚腹三里留，面口合谷收”。现代科学研究用红外线摄像方法证实：针刺“合谷”后，面部的血液流量增加、温度升高；外科急腹症的研究中证实：在胃穿孔、肠梗阻等情况下，通过电针长时间强刺激足三里，能促进大腹膜向穿孔部位的包裹运动，或肠蠕动增强，因而有时可以免去“一刀之苦”。但有关的科学研究，尚无法说明：何以针刺合谷，颜面的血流会增加；针刺足三里，胃肠道何以会有上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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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