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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王叔和为西晋高平人，作过太医令。但对于其籍贯究为山西之高平，还是山东之高平；是在三国之魏，还是西晋任太医令，多有不同之见。要之，其在医学方面的贡献一是“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的“经论、要诀”而成《脉经》十卷。此书在诊断学中的地位，在本书第一讲第五节《基础理念》的“诊断学说”中已有介绍，不再赘述。其贡献之二，则是整理仲景旧论，编成《伤寒论》。但历代医家对此褒贬不一，或认为此举属于“碎剪美锦，缀以败絮”，致使后世无从观张仲景之作原貌；或以为仲景之书，幸赖叔和才得以保存，“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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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因其历代官宦的出身门第、“书淫”之称的文史造诣，及屡拒征召的清高而得以跻身正史“逸士”之列。皇甫谧（215～282年）幼年名静，字士安，自号元晏先生，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人。一生体弱多病，或许是导致他热衷于医学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最迟在34岁时，他便已经是“躯半不仁，右脚偏小”的残疾之人了；42至46岁间又患了一次“风”病，耳聋数月。这时他开始服用矿物药组成的“五石散”（亦称“寒食散”）。然而非但没能治愈他的沉疴痼疾，反添胸腹燥热、烦闷咳逆，以至冬日亦想“裸袒食冰，昼夜不得寐，对食垂涕”，几欲操刀自刺。尽管如此，他也从未怀疑过“五石散”本身，而是认为一切不良后果都是由“违错节度”（服用方法不对）引起的。这种悲剧在当时士大夫中是较为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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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讲，皇甫谧并没有什么为人治病的记载流传，之所以享医学家之誉，主要是因为采撷《黄帝内经》和《明堂经》中有关针灸疗法的内容，编成《针灸甲乙经》。此书的历史地位与价值，详见本书第一讲第六节的“针灸”疗法中的介绍。需要补充的是，皇甫谧摘录的原则是不取阴阳五行一类虚泛空谈之论，这在传统医学领域中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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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思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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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医家大概要算孙思邈最为著名。据史书记载，孙思邈自幼聪颖而多病，故既熟读经史百家之言，又兼好岐黄之术。唐太宗、高宗都曾征召他或授以爵位，但孙氏均固辞不受。后虽一度出任医官职务，但一年后即辞职隐居，享年百岁而终。当时的许多名士皆执弟子礼，尊奉孙思邈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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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撰有《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各三十卷，两书收载的药方有6500多个，而且还涉及养生、针灸、药物、咒禁等各方面知识。因此《千金方》既是医方荟萃的大成之作，又是当时的医疗百科全书。后世对于《千金方》的研究，偏重于从中寻找哪些内容为前此所未见，并以此作为赞扬孙氏医学“创新”的闪光点。但对于如此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实际上很难区别某一知识的具体来源，因而最好还是将其视为当时存在的医药知识的集萃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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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方》的内容顺序与其他著作明显不同——将妊娠疾病的防治与新生儿护理等置于卷首，虽然论者大多认为这体现了孙思邈对女性的尊重，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实属难能可贵，但或许认为这是基于“对于生命的养护，当从其生老病死之循环过程的起点（胎、产）开始”的思考，更为合理。这也正是孙氏认为“人命至贵，有如千金”，而将其著作名为《千金方》的原因所在。除了具体的药疗养生知识外，孙氏还就医家修养谈到：为医者当博学多识、精勤不倦；对患者要有深切的同情和高度的责任感，要普同一等，皆如自己的亲人；不得自以为是，诋毁其他医生等等，如此才能算得上“苍生大医”，反之则为“含灵巨贼”！这篇以《大医精诚》为题撰写的医德训诫，历来被视为是可与希波克拉底《誓言》相媲美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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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其他大型方书，还有王焘所编《外台秘要》（40卷，分为1104门，载方6000余首）。对于方剂的重视，可谓唐代医学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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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元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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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盖因此期医林中涌现出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为代表的四大流派。四人皆秉承《黄帝内经》旨意，但理解与运用却各有不同，因而形成源同而流异的不同的学术主张。他们以各自的学术思想、医疗活动、理论著作影响后学之辈，成为中国医学史上颇为人知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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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完素生活于12世纪，自20多岁开始研究《黄帝内经》，一心参悟其中的“玄机”、思考疾病现象的本质，历经四十余载后著成《素问玄机原病式》。其最主要的观点是认为所有疾病的本质皆可归之于“火热”，治疗用药偏于寒凉，故后人称其为“火热论”或“寒凉派”。在外感病的治疗中，突破《伤寒论》以来“先解表寒，后清里热”的原则，主张从一开始就可以“表里兼治”、“内外双解”。至今仍在销售的“防风通圣散（丸）”，便是他所创立的这种疗法的代表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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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承庭训的张从正，同样是因为深究医学经典而大有所得。他认为疾病既然不是人身固有之物，治疗便无非是将其逐出体外；既然是外来邪气，则只能用汗、吐、下三法，而温补之法无异于关门留寇，因而后人称其为“邪气论”或“攻邪派”。其代表作为经弟子加工整理的《儒门事亲》15卷，从中可以看出张从正在实际治疗中非常灵活，如对精神疾患广泛采用心理疗法，以秤钩取死胎等等。并因此而与众医格格不入，只能自叹“高技常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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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豪门，通《春秋》、《书》、《易》的李杲，因母病不治而学医。他与刘、张二人虽同为金代名医，均取法于《黄帝内经》，但在医学理论上却各执一端相去甚远，这与各人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极有关系。刘完素年龄最长，虽称生于乱世，但究为金世宗当政的兴盛之时，所行政令存抚为先，遇灾免赋；金银坑冶，任民开采；流民老病，官与养济。张从正稍晚，居身中州，金元战线远在西北；南与宋修好为主，故他才能四处游逛，并无兵燹之苦。李杲则不然，逢哀宗渐落之世，值金朝将灭之期，烽烟四起。故其论疾病为“内伤脾胃”而非“外感”时，每每言及城池被困、粮尽食人的背景。在后人看来，李杲强调“扶助脾胃之气”在理论上属于对“后天之本”的格外重视，故称其为“补土派”，但毋宁说是“就一时之变而论”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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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元代的朱震亨，先从朱熹四传弟子许谦习儒于东阳八华山中，只因算命先生谓其仕途不利，便从此弃儒学医。他渡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却没有找到理想的老师；后又到北方，始得见刘完素和李杲之著作；最终在杭州，立于名医罗知悌门外三月，才被接纳。一年之后学成归里，从此名声大振。朱震亨医学思想的核心是“阳常有余，阴恒不足”，因此治疗必须以“补养阴血”为主，后人以此称其为“滋阴派”。其代表作《局方发挥》对宋代以来流行的《和剂局方》好用香燥之药的特点大加批判，因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局方发挥》出，医学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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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四大家之论，刘、张二人的“火热”、“攻邪”说，是医疗方法中的“霸道”；李、朱二人的“补土”、“滋阴”说，有“王道”风范。如果将人体喻为一个包含阴阳两仪的“太极”，将疾病视为阴阳失衡的话，所谓“霸道”要做的是去掉多余的部分；“王道”所想的是增大不足的部分，但最终目的都是追求阴阳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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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景岳与李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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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金元时期门户分立、新说续出之风，医学理论的研究在明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较之于金元四大家分别将疾病归结为一个终极之因，明代医家张景岳（1563～1640年）以《易》统释医学，则更显示出“太极—阴阳”为宇宙生成、发展之根本道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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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张景岳的明代医家薛己（1487～1559年），在继承李杲脾胃论的基础上，更重视脾肾双补，六味地黄丸、八味地黄丸皆为常用之品，尤其是“补中益气”与“地黄丸”合用，更充分体现了对于先、后天的同等重视。而究心于《易》、对命门格外重视的赵献可，则常以六味、八味地黄丸通治各病，在其所著《医贯·水火论》中谈到：“医家不能领悟先天太极之真体，不穷通无形水火之妙用，而不会使用六味、八味之神方者，在理论方面，尚欠大半。”他虽然推重薛己，但在医理上已发展到只谈先天之本“肾”，而不谈后天之本“脾胃”了。张景岳在理论上主张“医易同源”，珍视元阴、元阳，据此创制“左归丸”（补左肾之真阴）、“右归丸”（补右肾之元阳）。从这些医家所言理论学说的共性，即可略知以探讨“道体”为核心的宋明理学对明代医学具有如何重要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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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草学方面，明代出现了最后一部沿袭博采众书之路、追求完备的著作《本草纲目》。与此前的本草著作相较，《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更加注重走出书斋，遍访有实践经验者。此后，药物学的研究走上注重理论研究之路，体现了由博返约的时代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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