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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于鸦片战争前夕的王清任（1768～1831年），因见古人对脏器的描述多有不实之处，遂萌改正之心；又思古人所以不实，必因未曾亲见，于是多次亲赴刑场义冢，观察尸体内脏实情。因此，他在注重科学实证的当代中国受到极高的评价，并被视为传统医学在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最后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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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王清任在亲见之前，何以能知古人描述有错？因而对其研究动机，又有分析说：由于当时已能见到西方传入的解剖学著作，故其观察的动机当是为了汇通中西医学。但细读其所著《医林改错》，又丝毫看不到西方医学的影响，所以又有分析认为：毋宁看作是“格物穷理”在医学领域中的表现——自发型的革新家。时过境迁，王清任每日清晨赶赴义冢，不避臭秽，观察野犬食余的弃儿之尸；几度观看“剐刑”以进一步弄清大人、小儿的心肝脾肺是否相同，“访验四十二年，方得的确，绘成全图”的最初动机究竟为何，已经无法详知，而且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王清任之所以能够在未曾“亲见”的时候便知道古人对脏腑的描述有误，亦极有可能是在西方解剖知识已经传入的时代，“听说”中国传统医学在这方面存在着与事实不符的问题，由此开始走上实证观察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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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的实证研究，还体现在他为了验证水液代谢的途径，设计了一个动物实验：他将两只家畜作为实验动物，一只正常喂养，一只不给饮食，数日后剖腹比较。因见不给饮食者大网膜干皱，即认为这是“出水道。出水无疑”。由于只有了解中医基础理论和现代生理学，才能理解这个动物实验的意思，所以需要作些解释：在对肾循环、尿生成生理没有正确认识的时代，人们一直以为尿是从胃肠道通过“三焦”（水道，即腹腔内的“不实之肉”）渗入膀胱的。所以王清任的实验，不过是“印证”了《黄帝内经》奠定的这一错误的生理解释。又如，他虽然相当仔细地观察到了胆总管在十二指肠开口处的括约肌：“胃内津门之左有疙瘩如枣名遮食”，但却如同《黄帝内经》时代一样将胆总管视为“胃出精汁水液之道路”。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王清任的解剖性实证观察，不过是重演了《黄帝内经》时代医家建立这些生理学解释的过程，从知识层面上讲并无创新与“改错”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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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中） [:170110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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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中外医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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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形成与发展的，但知识与技艺的传播、与域外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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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末清初之前，中外医学交流的共性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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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任何一种传统医学知识都与作为其母体的文化体系血肉相连，并因其与民众生活的密切关联性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与实用性，所以必然在文化交流、知识与技艺的传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受到文化交流史与医史研究者的关注。从总体上讲，无论是通史著作，还是文化交流史、医学交流史等各类专史著作，都表现出忠实于史学研究基本立场的特点——以史实的收集与考证为立足点与追求的目标。这便为希望了解这方面历史情况者；或欲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入研究“交流”对于各文明体系发展变化之影响者，提供了基本的保证。以下略举几种可资读者了解中外医学交流史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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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世勤：《中医传日史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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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文汇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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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先：《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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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纬：《中外医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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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岘：《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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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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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国家与地区，基本都有各自的“传统医学”。尽管不同文化中的医学知识——理论与治疗疾病的方法有所不同，但从总体上讲并无本质区别。纵览有关这一长达数千年间“中外医学交流”的史学考证与研究，可以概括出以下一些具有共性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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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知识、技艺的传播途径，无非是“人”与“书”。而作为医学知识与技艺传播载体的“人”，则包括移民、学者、官员、僧侣、商人等多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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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医药学知识，往往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儒家学说一起传入周边国家。那些自身文明不甚发达与成熟的民族、国家与地区，通常会在接受中国传统文明的过程中，较为全面地接受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与技术，乃至医事制度——例如朝鲜半岛诸国、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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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身文明发育成熟之国度间的医药学交流，则主要表现在技术层面上——例如吸收新的药物品种、治疗技艺等，而在理论方面则较少接受外来学说。中印两个文明古国彼此间对于对方医药学知识的吸收，阿拉伯国家对于东亚医学知识的吸收等，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