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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洪武年间刊印的《天文宝书》〔27〕中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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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月太阳照，此时胎中成人有力。若太阴在坐胎命宫或强旺，主其人好农种。若此月生者，养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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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月又是土星照。土星性寒燥，以此胎气重，儿气脉昏沉，不如第七月精神。若八个月生者，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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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本同样属于明代翻译的西域天文书中也有类似记载〔28〕。据矢野道雄氏的研究，此《明译天文书》的原本，乃阿拉伯的天文学著作。然印度古代医学经典中对此问题也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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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个月，Ojas〔29〕逐渐慢慢地活动于母亲与胎儿之间。 因此〔母亲与胎儿〕时而健康时而衰弱。此时胎儿即便出生也不能存活。因为活力素不安定，故母亲亦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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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来说，似乎不必深究这种观点的起源究竟是在印度，还是在阿拉伯。因为这两种文化体系，从很早起就有非常频繁的交流与融合。只需知道这种思想的源头是来自域外就足够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例皆是以存在于俚语、民俗之中作为传播方式，以致使我们十分容易忽略其“外来文化”的本质，而误以为是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的产物。从上述《明译天文书》序言中所言：“其间西域书数百册，言殊字异”，亦略可窥知当时西域各种文化在中国的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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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蛭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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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负压达到排脓去腐之目的，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始见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医学著作《五十二病方》中。由于最初使用动物之角，故后人称其为“角法”。然而在中国传统医学（包括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中，虽然可以见到使用“角”或竹筒、瓷罐等多种器物吸取脓血的方法，但却没有像阿输吠陀那样将不同工具视为具有不同属性、根据病因选择不同吸取工具的完整体系与理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医学中有关以水蛭作为吸血工具的详尽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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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闻集》第1卷第13章名为“水蛭应用章”，主要讲述如何用水蛭吸出恶血的方法。但其中也略言及另外两种吸血法：吸角与葫芦。这是因为阿输吠陀无处不以“风·胆·痰”三病素为立论依据。虽然都是“吸血法”，但病因不同，所采用的治疗工具亦有所不同。概言之，吸血用具有三：角、蛭、葫芦。角具湿性，适于“体风素”性恶化之血；蛭具冷性，适于“胆汁素”性恶化之血；葫芦具干性，适于“黏液素”性恶化之血；三病素共存时，则三物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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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蛭吸而言，在唐代医学著作中始见使用水蛭吸取疮疡脓血的记载，宋代陈自明《外科精要》称之为“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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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痈疽初作，先以笔管一个，入蚂蜞一条，以管口对疮头，使蜞吮疮脓血，其毒即散，如疮大须换三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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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中国采用此法似乎大大晚于印度，而且没有像阿输吠陀那样的详细记述。至于说两方面间是否存在传播，则没有任何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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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19世纪上半叶在一位名叫布洛赛斯（F.J.V.Broussais）的法国医生的倡导下，欧洲出现了以水蛭作为吸血工具的热潮。如果简单地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仅仅是原始疗法往往会“多元独立发生”的一个事例，恐怕未必足以令人信服。因为当时用于吸血的水蛭需要依靠进口：1827年输入法国的水蛭数为3300万条，1833年达到4300万条〔30〕。这种水蛭，被称之为“医蛭”（Hirudo medicinalis）〔31〕，而“Hiru”又恰恰是日语中“蛭”的发音（ひる，hiru）。我们只知道日本的汉方医学从中国学到了蜞针之法，至于是否有人从扶桑之域得到过某种启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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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药物品种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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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汉代《神农本草经》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的1000多年的时间里，本草著作所记载的药物品种从300余种发展到近2000种，其间无疑吸收了不少域外的药物品种与用药经验。认真考证究竟哪些新药品种的产生是源于域外文化，是十分困难的，或许是许多专业人士投入毕生精力亦无法尽善的工作。例如专事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研究的林梅村，虽然在《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中列有专题讨论“长安城的西域动植物”，但所述植物，除了众所周知的葡萄外，只考证出“苜蓿”一物〔32〕。在此仅就某些《闍罗迦集》与《妙闻集》中业已存在，其后才逐渐出现在《新修》、《证类》等中国本草学著作中的药名，作一举隅提示。至少可以感觉到唐代中印文化交流的繁盛与《新修本草》中药物的增加具有某种关系（见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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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鼻刺络放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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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金元四大家之一的著名医家张从正曾患目赤生翳，时作时休，每遇发作之时羞明隐涩、肿痛难忍，遇眼科医师姜仲安施以针术，又“反鼻两孔内，以草茎弹之，出血三处，日愈大半，三日平复如故”。因而自叹曰：“百日之苦，一朝而解。学医半世，尚厥此法。不学可乎？”〔33〕此后他广泛运用这种简捷的方法为人治病，并于晚年著书时将其载入，以备后人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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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从正“学医半世，尚厥此法”的感慨，以及针灸学体系中并无鼻内穴位、或可放血的记载，不难看出这种治疗方法不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固有内容。但在《妙闻集》中却有相似记载，该书第3卷、第8章名为《刺络法》，其中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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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障眼、眼睑炎等眼病及头病、“adhimantha”（剧烈的眼炎）等，可穿刺位于鼻周围、额、外眦的静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