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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19世纪上半叶在一位名叫布洛赛斯（F.J.V.Broussais）的法国医生的倡导下，欧洲出现了以水蛭作为吸血工具的热潮。如果简单地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仅仅是原始疗法往往会“多元独立发生”的一个事例，恐怕未必足以令人信服。因为当时用于吸血的水蛭需要依靠进口：1827年输入法国的水蛭数为3300万条，1833年达到4300万条〔30〕。这种水蛭，被称之为“医蛭”（Hirudo medicinalis）〔31〕，而“Hiru”又恰恰是日语中“蛭”的发音（ひる，hiru）。我们只知道日本的汉方医学从中国学到了蜞针之法，至于是否有人从扶桑之域得到过某种启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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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药物品种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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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汉代《神农本草经》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的1000多年的时间里，本草著作所记载的药物品种从300余种发展到近2000种，其间无疑吸收了不少域外的药物品种与用药经验。认真考证究竟哪些新药品种的产生是源于域外文化，是十分困难的，或许是许多专业人士投入毕生精力亦无法尽善的工作。例如专事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研究的林梅村，虽然在《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中列有专题讨论“长安城的西域动植物”，但所述植物，除了众所周知的葡萄外，只考证出“苜蓿”一物〔32〕。在此仅就某些《闍罗迦集》与《妙闻集》中业已存在，其后才逐渐出现在《新修》、《证类》等中国本草学著作中的药名，作一举隅提示。至少可以感觉到唐代中印文化交流的繁盛与《新修本草》中药物的增加具有某种关系（见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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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鼻刺络放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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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金元四大家之一的著名医家张从正曾患目赤生翳，时作时休，每遇发作之时羞明隐涩、肿痛难忍，遇眼科医师姜仲安施以针术，又“反鼻两孔内，以草茎弹之，出血三处，日愈大半，三日平复如故”。因而自叹曰：“百日之苦，一朝而解。学医半世，尚厥此法。不学可乎？”〔33〕此后他广泛运用这种简捷的方法为人治病，并于晚年著书时将其载入，以备后人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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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从正“学医半世，尚厥此法”的感慨，以及针灸学体系中并无鼻内穴位、或可放血的记载，不难看出这种治疗方法不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固有内容。但在《妙闻集》中却有相似记载，该书第3卷、第8章名为《刺络法》，其中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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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障眼、眼睑炎等眼病及头病、“adhimantha”（剧烈的眼炎）等，可穿刺位于鼻周围、额、外眦的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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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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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度眼科知识传播中国一事，见说于多种医史论著中。所言基本上是围绕着唐代曾有印度僧人以金针疗内障；书目中载有《龙树眼论》，并可见冠有龙木之名的《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秘传眼科龙木论》等书流传。然因这些著作的内容显系“中西合璧”，而我们对印度眼科又不甚了解，故无从考究影响之所在。然而如果通晓《妙文集》中“眼科十九章”的内容，则使探究具体影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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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形态学方面中印均有“五轮”之说。由于见于中医眼科专著中的五轮说多依五行立论，故一般认为这是“中医眼科在唐末至宋代理论上的新总结，并非舶自印度眼医”〔34〕；“是由五行说衍化而来”〔35〕；甚或以此作为考证眼科著作内容源流的依据，即凡见此说却又冠以龙木之名者，即可认定是中印“合璧”、“非印著”〔36〕。应该看到，在考察五轮之说的源流时有两点须加注意：其一，五轮之“轮”——“mandla”乃极具印度传统文化特色之词，其本义为圆、球，汉译为“轮”；其哲学性含义为物体的集合、世界图像（汉译“杂色”、“曼荼罗”），这显然也与“眼根”——视觉有直接关系；其宗教性含义指佛与菩萨的聚集之处（意译“轮圆具足”）。其二，中医眼科虽以“五轮”之说为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但成立甚晚，且可见逐步改造完善的明显迹象。如传世的《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中说：“又曰目中有五轮，夫五轮者，有风轮、有血轮、有气轮、有水轮、有肉轮。”但又说风轮是“虽有其名，而形状难晓”；血轮亦未定义为两眦，只是说属心、属血、赤黑色是也。附录此书的明刊《龙木集》亦说“肝主风轮在内无形；眼中白翳有小赤脉是血轮主属心”〔37〕。与五行、五脏配合完璧的五轮说始见于托名孙思邈的《银海精微》〔38〕及明清时期的各种眼科著作中。但《银海精微》中有见于金代医家刘完素所创制的著名方剂“双解散”，又可见“予曰：孙真人云如何如何”，显然成书甚晚。要之，中医眼科构建与五行、脏腑相配的五轮说是在宋元间流传的多种不著撰者的“龙木眼科”之后，或亦可说是据此加以改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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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治疗方法。印度眼科在视觉疾患方面主要是从晶状体等“四膜”健康与否来考虑，其结果自然是长于外治（包括拨内障法的产生），但在其他原因（如眼底疾患等）造成的视觉障碍方面则一筹莫展，只能归之于超自然的病因。与之相较，中医在视觉疾患方面多从脏腑功能着眼，故同样是在对视觉生理、病理不具全面之科学认识的时代，前者（印度）转向超自然的解释而归于“不治”；后者则建立起基于脏腑功能的治疗方法。此乃两种眼科知识体系的短长、特点所在。在印度眼科传入后，中医除接受了针拨内障术外，还在钩、割、烙等手术疗法方面大受影响。各书所见钩割之法基本与前述印度眼科的手术疗法相同，特别是火烙用途的解释，与前引“以火烧之，病不会复发”完全一致。如《银海精微》卷上“胬肉攀眼”中云：“剪毕头处用火烙之使其再不复生”〔39〕；《审视瑶函》言：“割之必用烙以断之，否则不久复生”；《目经大成》云：“割如再长，务火烙以断之始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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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经过在手术疗法上取长补短，中医眼科始见较明显的发展，形成了药物（内治与外治）与手术并重的格局。药物治疗，历来是中医的长处所在，唯在外用眼药方面可能吸收了一些印度眼科的方药〔41〕，但却很难确指何系传统、何为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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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名方面很难说是否直接受到印度眼医的影响，当时“皆言眼疾有七十二般”，但“及问其数，名迹难言一半”〔42〕。《龙木眼论》的这种说法，或许会对眼病的区别、病名数量的增加产生某种间接的刺激作用，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接受了拨内障与钩、割、烙等手术疗法，自然会在病变区别上同时受到影响，种种过去没有的内障、外障病名因之出现，用以区分症状特点与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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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传的眼科著作中，虽能看到印度眼科种种直接与间接的影响，但均系经过改造后的吸收。冠有龙木之名的眼科著作，皆非译作。可以看出医学知识的传播与佛教译经不同，或许主要是以口传身授为主。再者，愿将某种知识说成是本民族所固有的心态在当时也是存在的。例如《目经大成》论“钩割针烙”时说：“原夫钩、割、针、烙之术，仿黄帝九针所作，闻自汉·华元化（即华佗）先生得来，一云龙树山人，未知孰是”〔43〕；《审视瑶函》在详述拨障方法后明记：“右龙木论金针开内障大法”，却又说：“钩割针烙之法，肇自华佗”，“针非砭针之针，乃针拨瞳神之针”。此外还有一类根本不接受手术疗法的著作，如《一草亭目科全书》、《异授眼科》、《银海指南》等。民国时期曹柄章（1877～1956年）在编辑《中国医学大成》时，于眼科唯收此三书。若不是为了满足维系民族文化纯洁的心理需求，则是由于认为那些内容不是“中医”的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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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外来的东西一定要加以改造，且最好是不露痕迹才好流传。然而无论如何，印度眼科融入中医的历史，应该说还是以积极因素，即消化吸收、改造重建为主要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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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菩提树下的蒙藏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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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输吠陀的风、胆、痰“三病素说”几乎被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了中国的藏医学理论之中。通过下述有关藏医学中“三病素说”的介绍〔44〕，相信不仅可使我们了解两种医学体系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可以借助藏医学中的相关解释，进一步加深对“三病素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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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认为：隆、赤巴、培根三大元素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也是进行生命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能量和基础。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三者在人体内保持着协调和平衡的关系，因而是生理性的。每当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由于某种原因而出现过于兴盛或衰微的情况时，则变成了病理性的东西，而出现隆的病态、赤巴的病态和培根的病态，在治疗上就需要对三者进行调整，使其恢复到原来的协调状态，达到健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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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是推动人体生命机能的动力，与生命活动的各种机能密切相关。它的机能与汉族中医的“气”很有些相似，但不完全一样。根据隆的不同机能与部位的不同，又可以把隆分成五种（与阿输吠陀“五风”的比较见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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