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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巴：具有火热的性质，也是负责人体内脏机能活动的一种因素，具有中医“火”行的性质。这是一种生理活动所需要的火或热量，与病理上的火邪不同。根据赤巴存在的部位和具体功能的不同，赤巴又可以分成五种（比较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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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具有水和土的性质，与人体内津液、黏液及其他水液的物质和机能保持密切的关系。也有人把培根译成痰或黏液。这里的“痰”是正常生理状态下存在的正常物质，而不是病理状态下出现的痰液。根据其所在的位置及功能，又分为五种（比较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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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藏医学认为人体有七种“基础物质”和“三种秽物”。七种物质为：食物精微、血液、肌肉、脂肪、骨骼、骨髓和精液；三种秽物为：粪便、尿液和汗液。实际上，这一说法同样也是来源于印度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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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开始，藏医学典籍《四部医典》随藏传佛教，以寺庙教育的形式，广泛、系统全面地传入蒙古地区。从17世纪中叶，准噶尔学者蒙古人咱雅班智达·那木海扎木苏把《四部医典》从藏文译成蒙古文。并木刻出版。18世纪时，黄旗淖尔吉格西·敏珠尔道尔吉蒙译的清代北京木刻版本印行，成为蒙古医生的必读工具书。”〔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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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蒙医的“三根学说”以及将“三根”的“赫依、希拉、巴达干”各分为五，无疑就是藏医“隆、赤巴、培根”的拷贝，其源头自然可以追溯到印医的“三要素”。此外，蒙医的“七精华”（精微、血、肉、脂、骨、髓、精）、“三秽物”等也是一样，毋庸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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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汉方”看中国医学在异域被接受、改造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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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称为“汉方”的传统医学。然“汉方”究属中国传统医学的复本，还是日本特有的传统医学呢？毫无疑问，“汉方”的母体是中国的传统医学知识，但与中国医学同源异流、同中有异的“汉方”，又是选择性吸收后加以改造的创新产物。《远眺皇汉医学》是我近年所写有关汉方医学史研究与介绍的一本小书，2007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如有兴趣更多了解与研究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史，可以找来看看。以下所介绍的，即这本小书中涉及的一点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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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汲取中国文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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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东传日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特点，严绍璗先生将其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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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人种交流为自然信道的传播形式（飞鸟奈良时代，6～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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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传播形式（平安时代，8世纪末～12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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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禅宗僧侣为主体的传播形式（五山时代，13～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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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商业为主要信道的传播形式（江户时代，17～19世纪）。〔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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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人种交流方式为自然通道的第一阶段而言，首先，其出现的时间显然要比飞鸟奈良时代早得多。据说在很早以前，就不断有大陆之民因各种原因移住彼邦。例如秦始皇时，为求仙药，曾派徐市（音同福，现多写作福）携童男童女东渡，却去而不返，日本土地上至今仍保留着徐市之墓。 日本先民由采集、渔猎为主的“绳纹文化”发展到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时代，一般认为其直接原因固然是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但这些移民中是否包含中国人，以及移民所携带的文化、先进技术中是否含有源自中国的成分，其答案自然是肯定性的。其二，虽然在某一阶段，会有某种特别值得强调的传播方式，但其他方式也可能并存。尤其是以人为载体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任何时代都是始终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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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传播方式，则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遣隋使的主要成员乃中国人的后裔；遣唐使团中亦重用中国人；大和朝廷中统治阶级主要是臣、连、公、直、造、首、史、村主等八族，这八族都是中国人血统。”〔47〕在日本医学发展史上最为知名的丹波世家亦是汉人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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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与书始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但人的身份不同，传播的文化内容自然也就不同。在僧侣充当文化传播媒体的时代，带回日本的书籍主要是佛经（称之为“内典”），而涉及政治、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等其他方面的“外典”十分有限。在《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五“目录部”中有《常晓和尚请来书目》、《惠运律师书目录》、《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等，但其中所见与科技有关的书籍极少，仅可见《五脏六腑图》、《七曜历》、《秘录药方》等数种。据郑彭年统计，天平时代（729～748年）20年间流入日本的“外典”不过43种，其中的医学著作只有3种〔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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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释文》、《新修本草》、《太宗皇帝集》、《天官目录中外官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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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敬宗集》、《君臣机要抄》、《石氏星官簿赞》、《药方》、《文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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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帝德录》、《十二戒》、《安国兵法》、《让官表》、《内宫上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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