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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外来的东西一定要加以改造，且最好是不露痕迹才好流传。然而无论如何，印度眼科融入中医的历史，应该说还是以积极因素，即消化吸收、改造重建为主要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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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菩提树下的蒙藏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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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输吠陀的风、胆、痰“三病素说”几乎被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了中国的藏医学理论之中。通过下述有关藏医学中“三病素说”的介绍〔44〕，相信不仅可使我们了解两种医学体系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可以借助藏医学中的相关解释，进一步加深对“三病素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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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认为：隆、赤巴、培根三大元素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也是进行生命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能量和基础。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三者在人体内保持着协调和平衡的关系，因而是生理性的。每当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由于某种原因而出现过于兴盛或衰微的情况时，则变成了病理性的东西，而出现隆的病态、赤巴的病态和培根的病态，在治疗上就需要对三者进行调整，使其恢复到原来的协调状态，达到健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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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是推动人体生命机能的动力，与生命活动的各种机能密切相关。它的机能与汉族中医的“气”很有些相似，但不完全一样。根据隆的不同机能与部位的不同，又可以把隆分成五种（与阿输吠陀“五风”的比较见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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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巴：具有火热的性质，也是负责人体内脏机能活动的一种因素，具有中医“火”行的性质。这是一种生理活动所需要的火或热量，与病理上的火邪不同。根据赤巴存在的部位和具体功能的不同，赤巴又可以分成五种（比较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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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具有水和土的性质，与人体内津液、黏液及其他水液的物质和机能保持密切的关系。也有人把培根译成痰或黏液。这里的“痰”是正常生理状态下存在的正常物质，而不是病理状态下出现的痰液。根据其所在的位置及功能，又分为五种（比较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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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藏医学认为人体有七种“基础物质”和“三种秽物”。七种物质为：食物精微、血液、肌肉、脂肪、骨骼、骨髓和精液；三种秽物为：粪便、尿液和汗液。实际上，这一说法同样也是来源于印度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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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开始，藏医学典籍《四部医典》随藏传佛教，以寺庙教育的形式，广泛、系统全面地传入蒙古地区。从17世纪中叶，准噶尔学者蒙古人咱雅班智达·那木海扎木苏把《四部医典》从藏文译成蒙古文。并木刻出版。18世纪时，黄旗淖尔吉格西·敏珠尔道尔吉蒙译的清代北京木刻版本印行，成为蒙古医生的必读工具书。”〔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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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蒙医的“三根学说”以及将“三根”的“赫依、希拉、巴达干”各分为五，无疑就是藏医“隆、赤巴、培根”的拷贝，其源头自然可以追溯到印医的“三要素”。此外，蒙医的“七精华”（精微、血、肉、脂、骨、髓、精）、“三秽物”等也是一样，毋庸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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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汉方”看中国医学在异域被接受、改造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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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称为“汉方”的传统医学。然“汉方”究属中国传统医学的复本，还是日本特有的传统医学呢？毫无疑问，“汉方”的母体是中国的传统医学知识，但与中国医学同源异流、同中有异的“汉方”，又是选择性吸收后加以改造的创新产物。《远眺皇汉医学》是我近年所写有关汉方医学史研究与介绍的一本小书，2007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如有兴趣更多了解与研究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史，可以找来看看。以下所介绍的，即这本小书中涉及的一点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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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汲取中国文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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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东传日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特点，严绍璗先生将其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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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人种交流为自然信道的传播形式（飞鸟奈良时代，6～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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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传播形式（平安时代，8世纪末～12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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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禅宗僧侣为主体的传播形式（五山时代，13～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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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商业为主要信道的传播形式（江户时代，17～19世纪）。〔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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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人种交流方式为自然通道的第一阶段而言，首先，其出现的时间显然要比飞鸟奈良时代早得多。据说在很早以前，就不断有大陆之民因各种原因移住彼邦。例如秦始皇时，为求仙药，曾派徐市（音同福，现多写作福）携童男童女东渡，却去而不返，日本土地上至今仍保留着徐市之墓。 日本先民由采集、渔猎为主的“绳纹文化”发展到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时代，一般认为其直接原因固然是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但这些移民中是否包含中国人，以及移民所携带的文化、先进技术中是否含有源自中国的成分，其答案自然是肯定性的。其二，虽然在某一阶段，会有某种特别值得强调的传播方式，但其他方式也可能并存。尤其是以人为载体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任何时代都是始终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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