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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传播方式，则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遣隋使的主要成员乃中国人的后裔；遣唐使团中亦重用中国人；大和朝廷中统治阶级主要是臣、连、公、直、造、首、史、村主等八族，这八族都是中国人血统。”〔47〕在日本医学发展史上最为知名的丹波世家亦是汉人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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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与书始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但人的身份不同，传播的文化内容自然也就不同。在僧侣充当文化传播媒体的时代，带回日本的书籍主要是佛经（称之为“内典”），而涉及政治、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等其他方面的“外典”十分有限。在《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五“目录部”中有《常晓和尚请来书目》、《惠运律师书目录》、《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等，但其中所见与科技有关的书籍极少，仅可见《五脏六腑图》、《七曜历》、《秘录药方》等数种。据郑彭年统计，天平时代（729～748年）20年间流入日本的“外典”不过43种，其中的医学著作只有3种〔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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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释文》、《新修本草》、《太宗皇帝集》、《天官目录中外官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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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敬宗集》、《君臣机要抄》、《石氏星官簿赞》、《药方》、《文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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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帝德录》、《十二戒》、《安国兵法》、《让官表》、《内宫上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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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览》、《治痈疽方》、《彗孛占》、《军论斗中记》、《帝历并史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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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集》、《明皇论》、《帝德颂》、《职官要录》、《天文要集岁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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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表录》、《庆瑞表》、《遁甲要》、《钧天之乐》、《上金海表》、《簿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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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太一决》、《玉历》、《石论》、《庾信集》、《古今冠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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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林》、《传赞星经》、《九宫》、《推九宫法》、《黄帝太一天目经》、《天文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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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以商贸为主要信道的江户时代则情况大异，大量关系民生的实用著作迅速传入日本。据真柳诚的调查，江户时期传到日本的中国医籍多达980种〔49〕。以享保四年（1719年）第29号南京船的“齑来书目”〔50〕为例，一船一次带到日本的书籍就多达52种、198部。而其中1/3是医书，计18种、70部（书名后的数字为该书的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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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汇言》5、《本草备要》3、《景岳全书》6、《伤寒直解》2、《素问灵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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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囊秘录》3、《本草会纂》5、《石室秘录》5、《医方集解》10、《证治大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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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医通》1、《薛氏医案》1、《金匮要略》5、《医宗必读》10、《本草纲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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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方》1、《本草增备要》1、《素问灵枢类纂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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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世医学流派与中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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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理之便，日本首先是通过朝鲜半岛获得源自大陆的医药知识，即日本医学史著作所谓的“韩医方”。5世纪前后，日本皇室有病，多是向当时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等国求医，如414年，新罗的金波镇汉纪武被请到日本为允恭天皇治病；此后又有百济的德来、王有棱陀、潘量丰、丁有陀等人先后到日本行医〔51〕。“韩医方”的传入，使日本列岛的居民得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疾病与治疗行为——认识到疾病可由住居饮食、喜怒哀乐等内因和基于四气变化的外因引起；其疗法亦变为食饵、药物等，迈出了从巫术走向科学之医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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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直接传到日本，一般认为始于吴人知聪于562年携中国古代医方、本草和针灸书160卷赴日。日本医学史著作多以此作为外国医书、特别是针灸典籍传入日本之嚆矢。实际上，此前梁文帝曾于552年赠给日本天皇《针经》一套。此书后赐予纪河边多兔麿，并派遣他到新罗专门学习针术，于皇极天皇元年（642年）学成归国，成为日本最早的“针博士”〔52〕。隋唐时期，日本官人、僧侣不避辛苦，冒生命之险渡海来学习先进的政治国策与科技文化。608年，日人小野妹子使隋，随行有药师惠日和倭汉直福因。惠日在中国学医15年，始返回日本；倭汉直福因滞留中国学医的时间更是长达31年〔53〕。此后，惠日于630年和654年又曾两次来华。同时，也有以鉴真为代表的中国赴日僧侣兼传医药知识。宇多天皇天平年间，藤原佐世奉勅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著录当时宫廷所存中国医书达1309卷〔54〕。医学博士丹波康赖，正是根据这些医书于984年编辑成当时最重要的医学著作《医心方》30卷〔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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