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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医学传入，对传统医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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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以来，近代西方医学传入的史实，已反复陈述于许多著作中，不必再赘述。但另一种医学体系的传入对中医有何影响？回想有关这个论题之耳熟能详的言论，主要是痛心疾首于中医如何受到摧残打压，西医如何以“形而下”的机械唯物论非难中医，现行的种种教育、考试与医疗制度如何不利于中医的生存发展，等等。我虽然十分理解并尊敬所有国粹捍卫者的情感，但更希望他们能够客观深入地思考一下中医这门学问究竟受到“科学”哪些影响，这些影响的短长究竟如何。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理性的态度，才是科学。才是对国粹的真正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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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逻辑性思维、体系整理方面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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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逻辑学传入之后，位列先秦显学、但因“不懂”而早已被国人淡忘的“墨学”，才重新受到重视——开始有人阐说其中的逻辑命题。西医传入，同样具有可以类比的潜在影响。只要认真看看民国时期的中医刊物、著作，便会发现中医人士是如何模仿其体例来构建中医从理论到病因学、病理学、治疗学、药物学的完整体系。透过编写体例的模仿，应该看到中医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学习其思维的逻辑性，学习作为医生应该如何看问题、条理思维。这，难道不是“科学对于中医的影响”吗？这种影响难道不是有益无害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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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生理常识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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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医学的传入，使得所有的中医都自觉不自觉地获得了许多基本的生命科学知识。例如，在近代科学知识传入之前，中医并不知道心脏会跳动，而是将左胸前触手可及的心尖搏动解释为“胃之大络，其动应衣，名曰虚里”（见《黄帝内经》）。这是因为在当时根据想像构建的气血循环生理学中，是将饮食入胃、消化而生的能量，视为生命动力的源头。因此中医经络学说描述的经脉起点在胃，而不是心；因而所有的古代著作在判断生死方面，都是根据体温与呼吸有无，从不言摸摸心脏是否还跳动（最伟大的法医学家宋慈也是如此）。又如因亲事解剖而备受称赞的清代医家王清任，也还是不知肾脏与尿生成的关系——如同秦汉时代的医家一样，认为尿是从小肠渗入紧邻的膀胱而成。时至今日，无论标榜自己是如何纯粹的中医，都具备了这些基础的知识；都在不自觉地使用肝炎、肾炎、高血压等过去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病名。我在这里强调“病名”的重要，是因为病名背后隐藏着对于疾病性质的认知和病因学说的不同。中医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这难道不是科学对中医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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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身特点的反思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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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西方医学传入之后，人体脉管系（包括动静脉和淋巴管）、神经系的完整图画，以及五脏六腑的功能论说展现眼前时，中医才有可能了解到自己的经络学说不是血管，进而思考经络到底是什么，中医的脏腑是什么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包括经络学说、脏象学说、有别于近代医学的所谓中医基础理论框架。例如在1958年卫生部委托南京中医学院等单位编写《中医学概论》时，对于五脏六腑究为何物的问题，是这样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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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书中一般所提到的脏器，虽然在某些地方有现代所说的脏器含义，但它更主要的方面，却不是指脏器的本身，而是指体内脏器所表现于体外的各种现象。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人体表面的各种生理病理现象，都可以根据它的特点，把它归纳到各个不同脏器的作用范围”；“正因为中医一般所谈的脏器名称，不一定是指着各脏器的本身，而主要是指脏象，所以，我们便不能够硬用现代所说的脏器概念来衡量它。〔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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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尽管中医爱说自身最大的特点、与西医的最大区别是“辨证施治”——即根据综合各种病症表现、身体素质、鳏寡穷富等条件而抽象出的“证”（例如虚、实、寒、热）来决定治疗方法，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说这是汉代名医张仲景确立的治疗原则。但实际上，这一概念还是在上述《中医学概论》中才明确提出的。换言之，如果没有西医传入，也就不会有具有如此内涵的“辨证施治”概念。因为在汉语中，“证”与“症”原本相通；医家思维中，也没有对二者需要加以区别的意识——无论是虚、实、寒、热，还是腹痛、头昏，都是医书中并存的疾病名称。经络学说中不再包含像《黄帝内经》所描述的“浅现体表可见的是络脉、深藏体内的是经脉”，“脉的颜色青为寒、赤为热”等内容；五脏六腑分别成为“一个生理单位”；最能体现中医特点之“辨证施治”概念的总结，难道不是科学对中医的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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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压力也是一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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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方医学传入之后确实形成了对中医的某种压力，但中医为了捍卫自身的生存、谋求通过发展以抗衡，于是积极兴办各种学校，着力于人才培养；创办各种刊物与学术团体，研究学术；翻译日本汉方医学著作、研制国药等等，于“悲壮”情怀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进取的自强态势。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篇幅，一一细说这些影响、分析其结果，“摧残说”必然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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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医学史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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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列仅限有关日本医学史的专著、资料性丛书。凡见于此处的文献，脚注中即不再注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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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极胜三郎．腳气病论［M］．东京：报文社，1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