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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旧称钟鼎文，指的是铸或刻在钟、鼎等古代青铜器或其他金属器物上的铭文。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前2300年间，中国先民就已经掌握了青铜器铸造技术。商周两代是我国青铜器高度发展时期。已出土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中，年代最早的可追溯到与甲骨文同时代的殷商时期。有人作过统计，1950年以前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载有文字的大约有6000～7000件，其中约有1000件为商器，1000件制于秦汉时期，其余4000多件则都是周代之物〔2〕。可见，在周代用青铜器作为文字载体最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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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和西周的金文大多是铸在青铜器上的，较晚的金文有些是在器物成形之后才雕刻上去的。值得注意的是，周代有些铜器的铭文是每字一范，或数字一范，然后拼合成全文，与后世所用的活字很相似，可视为活字版使用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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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大都简约，但与甲骨文相比，篇幅较长而完整。现存青铜器铭文最长者则为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陕西岐山出土的西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如图1.2所示），载文499字，可谓西周铭文中的鸿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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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青铜器上的铭文外，商周时期出现的印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印章的使用实质上是对一些文字进行机械复制，因而刻制和使用印章技术，特别是大块印章的使用可以被看作为后世雕版印刷术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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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泥土烧制而成陶质器物上的铭文称“陶文”。带有陶文的陶质器物大致可分为三大类：陶器、砖瓦和封泥。陶文与金文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陶器易碎，不宜久存，不比青铜器坚固耐久，因而陶文很少像金文那样被用于较长篇的史实记录，大都是一些短短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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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的陶器，如东北和华北出土的彩陶，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末期。这些陶器上有花纹、图案和近似文字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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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玉石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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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的制作需要经过复杂的铸造工序，与之相比，在石头上刻写文字则方便得多。前文提及远古时代的石刻表明，以石料作文字载体的源头非常久远。但目前所知用石料作记功、追远等方面的记事材料最早始于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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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一般将存世的十个石鼓看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刻石（如图1.3所示）。这些石鼓原在天兴（现在的陕西省凤翔县）三畤原，于唐初被重新发现，杜甫、韦应物、韩愈等有诗篇题咏。石鼓外形呈鼓状，形状大小并不规则，所用岩石色质晦暗而坚硬，高度自45厘米至90厘米不等，横切面的周长平均是210厘米。底大而平，顶略小而圆，很像是切下来的一方圆柱。石鼓四周刻有文字，所刻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内容是歌咏秦国君主游猎情况，因而也称“猎碣”。由于长期受自然蚀削和人为毁坏，文字大多剥泐，其中一石文字现已全部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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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代学者从字体和出土之处加以考订，虽然在具体年代上仍有秦文公、穆公、襄公、献公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可以认定这组石刻是公元前8～7前世纪春秋时代的秦国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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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公元前219年至前211年间，多次东巡，并先后在山东的峄山、泰山等处共立七石，以颂其功。秦始皇死后，其子二世巡行全国，又在秦始皇所立各石上增刻《补记》，歌颂始皇之德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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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后，刻石自圆柱形的碣变为长方形的碑。碑通常为长方形，表面均经打光磨平，宜于刻字，远比表面粗糙的碣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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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碑碣外，有人将名士文人的诗文及游客凭吊之作，题刻于名山胜迹的崖壁之上，称“摩崖”。五六世纪时，佛教盛行，摩崖风行全国，处处可见佛偈和佛经的片断刻于悬崖之上，字体硕大，以示宗教的庄严。此外，各种建筑物的石料上也常刻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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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经是汉以后出现的又一类十分重要的石刻。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以后，儒家经典成为读书人研修的主要课程，代代相传。然而，“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为了防止手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谬误，人们将儒家经典全部刻于石碑上，作为当时的定本，从东汉熹平至曹魏时起到清代，先后刻石经多达七次以上。石经的刻写对以后印刷术的发明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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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竹简和木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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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翟（前486～前367年）的著作《墨子》中列举了古时所用多种文字载体。《墨子·明鬼下》篇云：“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蠢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磐盂，镂之金石以重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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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所说的“竹帛”即竹简和缣帛，这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乃至纸张出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的书写材料。前面谈到的甲骨和金石等材料上的文字都是“刻写”上去的，而不是用笔“书写”而成的，严格地说都算不上是“书写”材料。中国最早的书写材料是“简”，最早的书籍，是用书绳将简编连而成的策（册），也称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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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的起源时间已难确考。殷代甲骨卜辞中的“册”字看上去很像是一捆编以两道书绳的简。而与册字有关的“典”字，则象征着“册”在几上，也见于西周和东周时期的金文，有人据此认为有可能早在殷商时代即已开始使用简。以动物骨骼制成的骨简实物现仍有存者。如加拿大皇家博物馆藏有一根虎骨，长约22厘米，载22字，为帝辛三年（公元前1152年）之物。另有一骨简残片为公元前12世纪之物，均可看作是简之滥觞。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简实物，是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公元前433年）中出土的战国竹简。简长约72～75厘米，宽约1厘米，两面书写，字体与战国时期其他器物上的字体相同。开始使用竹简的时间应当比此简的年代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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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是“竹简”和“木牍”的统称，因而又合称“简牍”。木牍的出现可能比竹简要晚，木牍很可能作为竹简的代用品，出现于汉代，为公元前后通行的书写材料〔5〕。首先，无论是竹简还是木牍，其制式通常都是仅能容下一行字的狭直形式。这说明先用竹简，其材料决定了其狭长形式，后以木牍代竹简，自然延用竹简之定式。其二，“简”字从竹，竹帛并用，屡见于先秦古籍，而“牍”字的使用至汉代才见诸文献。其三，文献记载及近年出土的战国汉初简策，均为竹简，历年出土的木牍皆系东汉前后之物，多出土于西北边远不产竹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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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是古书的基本单位，相当于现代书籍中的一页。用书绳将简按顺序编连而成简策（简册），相当于现代的一本书。有些简策是先写好简然后编连成册，有些则先将无字空简编成册，然后才写。敦煌出土的《永元兵物册》上面的字有些被编绳盖住，说明是先写后编；而武威汉简《礼仪》简上编绳之处，均空白无字，说明是先编后写。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竹简为两道编，绳痕上下两字之间隔较大，也是先编后写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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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连简册最常用的材料是麻绳，也有用丝绦和皮条编连简册的。如刘向《别录》谓：“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用的是“缥丝绳”，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则称，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所读《易》是用“韦编”即皮条编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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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缣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