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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纸法是一种不同于抄纸的成纸工艺，所用帘为固定式，即帘与框合为一体，帘一般用土布而非竹丝。浇纸时，将纸浆撒在纸帘上，在水中荡匀，提起，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后揭下纸张。四川德格印经院现存的藏族手工纸工艺就是浇纸法，云南孟海县孟混镇曼召寨等地也有浇纸法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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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纸的拆解式竹帘和单帘反复使用，与抄纸法相似；而在帘的不可卷起的形制以及撒浆而不是抄浆方面又与浇纸法有共同之处，所以说，它是介于浇纸法与抄纸法之间的一种成纸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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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巴纸工艺的技术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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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纸生产工艺介于浇纸法与抄纸法之间，携带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引起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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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见到的相关研究大都认为它是浇纸法与抄纸法相互融合的产物。如陈登宇先生认为：纳西族在与比邻的白族和藏族等民族的交往中，吸收了抄纸法和浇纸法两种技艺的长处，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东巴纸〔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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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是基于“在中国，传统造纸技术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一种抄纸系统，另一种为浇纸系统”。从现存的情况看，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对这个事实认识的不同却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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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岑、朱霞认为，抄纸法与浇纸法有不同的发源地。其根据首先是这两种方法具有显著不同的特点：抄纸法主要集中在东亚大陆，而浇纸法而主要集中于印巴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抄纸法主要是在汉文化区，作为文化用纸和卫生用纸等，而浇纸法主要是在印度佛教文化区，作为佛教经书用纸；二者在技术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系统。其次是一些文献资料，如把《南方草木状》中记载的“蜜香纸”看作“产于古印度以瑞香皮为原料、浇纸法生产的坚韧的手工纸”等等。最后的结论是：抄纸法起源于中国内地，与中国古代的漂丝有关；浇纸法造纸可能起源于中国内地以外的地区，包括印巴次大陆或东南亚等广大地区，与衣着树皮布有关，其传播及使用与印度佛教文化密切相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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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种论点尽管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这些证据远不能必然推出这一结论。实际上，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造纸术发明之初究竟是用浇纸法、抄纸法还是其他什么方法。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今天所看到的几种不同的工艺。你可以认为每一种工艺都有自己独特的起源，也可以认为各种工艺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种工艺在不同演化阶段的遗存。变化产生了多样性。如同动物的演化，我们说人是从猿演化而来的，由于只是一部分猿演化成了人，而不是所有的猿都演化成了人，结果就有了人和猿两个物种。假如要说人和猿从来就是两个物种，有各自不同的起源，逻辑上也没有问题，要不然在达尔文之前大家也不会都这么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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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任何一种工艺都在不同程度上演化发展着。很难想像蔡伦时代的人就会用今天看到的细帘抄出如此匀薄的纸。同样难以想像某种工艺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如一，不会被改进。我们在各地看到的手工纸工艺都不尽相同，总不能说这些工艺都有各自不同的起源吧。如果蔡伦时代没有现在看到的抄纸工艺，那么当时是如何抄的呢？潘吉星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最初的纸张应当是用浇纸法生产的〔35〕。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只知道这两种方法，而浇纸法比抄纸法落后。我们认为，如果没有更原始的方法，那么这个推论是正确的。当然，即使蔡伦真的是用浇纸法造纸，那他的浇纸法也应当远不如今天看到的那么完善。既然认为抄纸法来源于浇纸法，那么它究竟是怎么演化过来的？经过了哪些中间形态？在我们看到东巴纸的抄纸技艺之前，一直受这些问题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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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文化部参加第一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评审时，看到云南省提供的东巴纸生产技术的相关资料，在录像片中，清晰地看到东巴纸的整个生产工艺。在看到造纸师傅将抄（严格地说应是“浇”）起湿纸的纸帘扣在晒纸墙上，然后轻压把纸粘附在墙面时，我不禁惊呼，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介于浇纸与抄纸之间的过渡性工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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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纸工艺的反复使用同一个帘，而不像浇纸法那样需要备几百个帘，故节约了成本。但与抄纸法相比，它每抄起一张就晒一张，没有将抄和晒这两道工序分开，生产效率较低。因此，它应当是浇纸法向抄纸法过渡的中间形态。如果像陈登宇先生所说是吸收了浇纸和抄纸法的优点而形成的，从技术演进的角度看显然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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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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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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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早期的纸是用浇纸法制造的，那么，早期的纸应当不像后世纸张那样匀薄、有帘纹，而应当是没有帘纹的，可能也稍厚些。普遍使用浇纸法的年代应在魏晋时期。大约在南北朝中后期，中原地区就开始向抄纸法过渡，到了隋唐时期则基本上完成了这种过渡。过渡期采用的抄纸方法应当就是像东巴纸那样的中间形态，纸有帘纹，但不像后世抄的纸中帘纹那样纤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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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既然纳西族东巴纸的工艺属于浇纸法向成熟的抄纸法过渡的中间形态，那么它就不会是从西藏传来的，而是由中原文化圈传入的。其工艺水平大约与唐初期中原地区的工艺水平相当，当然，现在看到的纳西族手工纸不一定是最初接触这套工艺时的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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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浇纸法传入西藏的时间应在抄纸法出现之前，至少是在抄纸法在中原地区普及之前。在时间上判断应当是在唐以前。学术界大都认同美国学者卡特的结论，中国造纸术西传阿拉伯的时间是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阿拉伯人在与中国军队的一次战斗中，俘虏了一些造纸工人，以后他们就在撒马尔罕传授造纸的工艺〔36〕。现在西方仍保承有与东巴纸工艺处于同一演进阶段的手工纸工艺。美国学者亨特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世界各地的手工纸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考察。在他的著作中介绍了当时英格兰手工纸生产工艺。他们在抄纸时不使用纸药，并且使用的帘都是不能卷起的，用一张张毛毡将抄起的一张张湿纸隔开（如图1.15所示），有些像做豆腐千张采用的方法〔37〕。这套工艺与东巴纸工艺都可以不用纸药，因而可以认为处于同一阶段，如果进一步作比较，它还是较东巴纸先进，表现在它把将抄起的湿纸直接贴向墙面改为贴向毡上，提高了工效和产品的质量。既然浇纸法是更原始的方法，那么其普遍使用的时间应当在此之前，因此，我们认为传入西藏的时间应当在唐天宝年间之前，可能在唐以前或唐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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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关于造纸术是在什么时间沿什么路线传入印度的问题。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据他考证，在公元2世纪中叶，造纸法即已传入我国的西部地区，当时留居在古代新疆地区的印度人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接触到纸张，有文献证据表明至迟在7世纪印度本土就有人使用纸〔38〕。至于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季先生没有给出具体的结论。我们认为，应当与传入西藏的时间大致相当，也就是在唐以前。这当然也是本文的一个推论，没有多少更直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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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浇纸法为什么在这一地区长期保存的问题，我们认为与其宗教用途有关。按照李晓岑先生的说法，抄纸法产品主要作为文化用纸和卫生用纸等，而浇纸法产品则主要作为佛教经书用纸。他把这种产品用途上的差异看作两种工艺的本质区别，这在逻辑上当然讲不通。不过，我们倒是可以由此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些地区之所以仍保留这种相对落后的生产工艺，也许是因为宗教文化具有更为严格的继承性。他们造的纸是用于写经的，写经的纸祖祖辈辈就是这样造的，所以就这样造下去。其他方法虽可以造纸，但不是这里用的写经的纸，因而不值得借鉴。同藏族保存了浇纸法工艺相似，纳西族之所以能保存这种较为原始的工艺，可能同样与其独特的东巴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近代以后浇纸法在许多地区仍在使用。D·亨特的著作中就记录了他于20世纪中期在中国广东省看到的浇纸法造纸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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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我们在夹江手工纸产区调查时看到，离县城不远的马村乡的手工纸工艺这些年演变得很快，基本上清一色生产书画纸，全乡境内几乎找不到一家仍用传统方法制浆的纸坊。但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相对偏僻的华头村却就保留了许多完全采用较为原始的工艺的产纸户。这说明工艺的演变在稍大一点的范围内就不是同步的。总有一些地方坚持采用原有的工艺。纳西族的造纸工艺未必是直接从中原传入，很可能是在较晚的时期从周边的某个地方传入的，而这个地方恰好保留了这套较为原始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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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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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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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生，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1991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1999年评为研究员。曾任中国近现代与世界科学史研究室主任，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浙江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and Medicine）副主席（1999～2002），中国数学史学会副理事长（2002～2006）；《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中国科技史研究》编委、《法国汉学》编委、《暨南史学》特邀编委。曾应邀访问美、日、法、英、德、葡、意大利等国。1999～2000年度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研究员（member）。发表学术论文（中、英、法、日文）六十余篇。1998年获首届“立青中国科学史青年学者杰出论文奖”，1999年获首届“大象优秀科技史论文奖”一等奖。1999200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天文学在欧洲”项目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第12届（2004～2005年度）学术研究奖学金获得者。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典志组科学技术志主持人（2005～200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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