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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差人往成都雕《佛藏》，这是中国第一次雕印《大藏经》，也是国内外各种《佛藏》的祖版，被称为“益州版”，因始刊于开宝年，或称《开宝藏》。后来福建僧俗在福州东禅等觉院开雕《大藏经》版一副，称《崇宁万寿大藏》，或称“东禅寺版”。而福州城内开元禅寺也雕造了《毗卢大藏经》版，称“开元寺版”。两浙西路湖州归安县宣和中任密州观察使致仕的王永从，于绍兴二年（1132年）捐舍家财，于思溪圆觉禅院内开镂《大藏经》，称《思溪圆觉藏》。嘉熙三年安吉州（即湖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刊佛经，称《思溪资福藏》。苏州一带僧俗在平江府陈湖中碛砂延圣院设立大藏经局，自理宗绍定四年七月开雕，至元英宗至治二年始毕功，称《碛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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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也刻有两部《契丹藏》，金代、西夏都有不少刻书。和宋代相比，元代刻书渐趋衰落，至明代刻书又大盛。清代雕版印刷由盛转衰，木活字流行，道光后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雕版印刷被逐渐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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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套印、版画及彩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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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套印最早的实物，首推元代中兴路（今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刊《金刚经注》（如图2.3所示）。卷首扉画坐着的无闻老和尚注经，侍童一人，旁立一人，书案、方桌、云彩、灵芝均红色，上旁松树黑色。正文经注亦朱、墨两色，书名《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红色。时间应在1340～1341年间。雕版创用两色，实是印刷史上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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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州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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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末，湖州闵、凌两家才把套印技术发扬光大，由两色而发展为三色、四色，甚至五色，这在色印史上更是一大进步。湖州套印约始于万历九年（1581年）凌瀛初的《世说新语》，一说始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闵齐伋的《春秋左传》。两家印本均为万历、天启、崇祯间产品。明胡应麟云：“近湖刻、歙刻骤精。”又云：“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湖刻之所以精美，当因采用双印，即套印而言。闵齐伋是乌程县秀才，家资富有。齐伋所刻有老、庄、列三子，诸家诗集及《楚辞》，其兄弟子侄也多刻书。凌氏一家则有凌瀛初及凌濛初，凌濛初刻《孟浩然诗集》，其家族也多有刻书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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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印本以各种鲜艳的彩色，印在雪白连四纸上，娱目怡情，吸引读者的喜爱，最适合于有评注及各种标点符号的作品与地图，使人一目了然。栏上录批评，行间加圈点标掷，务令词义显豁，段落分明，最便初学诵读。行字疏朗，便于套印，框中无直线，框内多为8行或9行，每行19字。这类印本尤其三四色者，一书而用数书之费，既费资本，又耽误时间，并须有一定的印刷技巧，才不至于参差出格。闵、凌两家套印书共有144种，大多数为朱、墨两色，三色者13种，四色4种，五色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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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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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印刷的特色之一是版画的发达。插图书籍一书少或数幅、数十幅，多则甚至一两百幅。不特数量大，而且质量又往往超宋轶元，达到版画艺术的高峰。插图或为上图下文的连环画，或插在每一回目或正文中间，而以集中附在卷首的为多。明成、弘以后，民间说唱、词话、小说、戏曲广泛流行。出版家为了迎合读者的喜好，推广销路，无不冠图，所谓“古今传奇行于世者，靡不有图”。插图能增加图书的趣味性，帮助理解正文的内容，提高读者兴趣，雅俗共赏，受到广大读者的拥护，故明季附图的书籍成为一时风尚。精心雕镂，巧夺天工，俾观者目眩心飞，以迎时好，以广招徕，以万历、天启、宗祯年间最为风行，呈百花齐放的局面。版画约可分为四派：北京派、南京派、建阳派（以上三派版画线条粗放朴实，古趣盎然）、徽州派。徽派版画纤丽细致，姿态妍美，不但眉目传神，栩栩如生，帘纹窗花，也刻镂入微，穷工极巧，是名副其实的绣像绣梓，开卷悦目，引人入胜。刻工大部分产自歙县虬村（或作虬川村），都姓黄，自称新安黄氏，或古歙黄氏。“时人有刻，必求歙工。”他们常被外地请去刻书，有的因为生活工作关系，也就迁居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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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彩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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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以后，随着通俗文艺小说、戏曲的流行，徽派版画的技术已达到最高峰，于是有人又想出在图画上印上颜色。安徽歙县程氏滋兰堂所刻《墨苑》（约1605年）施彩色者近50幅，多半为四色五色印者，此书各彩图皆以颜色涂于刻版上，然后印出，虽一版而具数色，五彩缤纷，文彩绚丽，夺人目睛。《墨苑》内的《天老对庭图》（如图2.4所示），有红色、黄色的凤凰，和绿色的竹子，用五色墨，模印数十幅。次年，新安黄一明刻的《风流绝畅图》，除墨印本外，又有彩印本，人物之衣履，乃至肤色目光、窗帏，都印得很出色。约1600年《花史》内有红色荷花，绿色叶子。最初是用几种颜色涂在同一块雕版上，如用红色涂在花上，绿色涂在叶上，赭色涂在树枝上，但这样印出来容易混淆不清。所以又进一步把每种颜色各刻一块木版，印刷时依次逐色套印上去，因为它先要雕成一块块的小版，堆砌拼凑，有如饾饤，故明人称为“饾版”。饾版是很细致复杂的工作，先勾描全画，然后依画的本身，分成几部，称为“摘套”。一幅图画往往要刻三四十块版子，先后轻重印六七十次。把一朵花或一片叶印出颜色的深浅、阴阳向背，看起来好似北宋人的没骨画法。这样复制出来的画，最善于保持中国绘画的本色和精神，因为所用的颜料和宣纸，都是和原画所用的相同，具有民族艺术的特色。这种饾版彩印，在印刷史上又是一大飞跃，在17世纪初年已很成功。最突出的代表作品有江宁人吴发祥刻的《萝轩变古笺谱》，山水花草动物图，用饾版、拱花法套印。漳州颜继祖小引称：“吾友吴发祥语余云，少许丹青，尽是匠心锦绣，固翰苑之奇观，实文房之至宝。”《萝轩变古笺谱》印于天启六年（1626年），比胡正言《十竹斋笺谱》早19年，但比天启七年《十竹斋书画谱》却只早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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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言，原籍安徽休宁，移家南京鸡笼山侧，与吴氏同居南京，又均从事笺谱的雕印。他于南京斋前种竹十余竿，所以名其居为“十竹斋”，自号“十竹主人”。他精于六书，篆、隶、真、行，一时独步。又能造好纸、好墨，精于刻印，又擅长绘画。他印造的《十竹斋书画谱》，分书画册、竹谱、墨华册、石谱、翎毛谱、梅谱、兰谱、果谱等八谱十六册。《十竹斋笺谱》有博古、人物、花石等三十二类（如图2.5所示）。原稿画得好，刻时得心应手，刀下传神，印时用棕刷帚代笔，先后浓淡手势轻重，恰如其分。胡氏与良工朝夕研讨，十年如一日，能匠心独运，做到画、刻、印三绝。所以不论花卉羽虫，神韵生动，色彩逼真，栩栩如生。难怪他的朋友杨龙友说他“巧心妙手，超越前代，真千古一人哉”！他的作品立刻受到大江南北的人们欢迎，初学画的人奉它为临摹范本，对绘画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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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胡氏又用拱花的方法，就是将雕版压印在纸上，把白纸压成凸出的花纹（如图2.6所示），有如现在使用的钢印一般，这可说是一种无色的印刷。用它来衬托画中的流水、白云，花叶的脉纹，更显得素雅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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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饾版彩色，清人亦有模仿。如苏州刻《本草纲目》附图二册，《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等图，康熙《耕织图》，均为彩色套印。康熙金陵王衙刊《西湖佳话》的西湖全图、西湖十景，乾隆时吴逸《古歙山川图》一卷，都为五彩套印。青在堂画花卉翎毛，是仿胡氏十竹斋的。《十竹斋画谱》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被芥子园重付梨枣，光绪校经山房又有翻刻本。彩色套印的神韵色泽均不及原本。五彩《芥子园画传》为嘉兴王㮣兄弟三人所绘，康熙十八年（1679年）饾版彩印第一集，康熙四十年（1701年）印本分三集，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又有四集。绚丽悦目，嘉庆后一再翻刻，成为初学画者的教科书，比《十竹斋画谱》更流行，影响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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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苏州丁亮先、丁应宗用饾版印刷了许多花鸟画（如图2.7所示），雕刻精细，并采用拱花技术，印在白色的纸上，色彩绚丽，是套色印刷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丁亮先是天主教徒，生活在乾隆中叶，与江南的欧洲传教士多有来往。他不仅自己印刷，还从事洋画的交易，他的作品很可能通过传教士销到欧洲。乾隆时苏州一带还有人仿照西洋的透视法，制作年画和其他文学题材的印刷品，现仍有一些保存在欧洲和日本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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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影印书屋版《金鱼图谱》，画着56种不同的金鱼，大肚突目，体态生动，每一种印上它们的本来颜色，每页四周有浅绿色松、竹、梅花边图案。《浙东镇海得胜全图》为彩印。光绪七年上海印《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每卷首插图着色，这是木刻套印配合新法铅印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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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蜡版印刷与锡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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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人不但利用各种木版、铜版作为印刷工具，并且发明用蜡来印刷。绍圣元年（1094年）开封京城人为急于传报新科状元名单，等不及刻木版，就用蜡来代刻印。这条记载见于宋人何薳《春渚纪闻》卷二：“毕渐为状元，赵谂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于传报，以蜡版刻印。渐字所模，点水不著墨，传者厉声呼云：‘状元毕斩第二人赵谂！’识者皆云不祥。而后谂以谋逆被诛。则是毕斩赵谂也。”当时新状元是毕渐，但是因为蜡有油性，“渐”字偏旁三点水不着墨，没有印出来。传报者大声呼喊：“状元毕斩第二人赵谂！”后来这位赵榜眼终于被斩云。这种蜡印适合于紧急需要而有时间性的作品，元明两代是否使用，未见记载，清代则常用来印刷报纸（如图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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