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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华严经》卷5题款中有木刻押捺题记两行，内容为：“都行愿令雕碎字勾管做印者都罗慧性又共行愿一切助随喜者共同皆成佛道”。其中“碎字”即指活字而言。以上这些题款说明，此经用活字雕刻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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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根据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行字之间歪斜参差不齐，正面纸背墨色浓淡不一，有不少挖补重印之字，又有印错之字，并不挖补，即于其上加盖校正，又有用墨笔填写小字的，以为这些都是活字之证。也有人认为这部仁宗（1125～1193年）时的西夏文《华严经》，是用元代杭州刻的木活字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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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在甘肃武威发现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如图2.11所示），经研究初步认定亦为仁宗时印本，并根据笔画内含气眼、笔画变形和断折等现象，认为是泥活字印刷。假使以上几部西夏文著作真的是活字印，那当然是现存最早的活字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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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代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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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泥活字（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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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曾有忽必烈的谋士姚枢“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 自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版四书，田和卿尚书版《声诗折中》、《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脱于燕，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恬（按：当为活）版，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说》诸书，散之四方。”（见元姚燧《牧庵集》卷十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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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活版就是沈括所记的毕昇活版，上述活动的时间约在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称制三年（1241～1250年），比毕昇恰晚二百年。杨古在辉县印还是燕京印，用的什么活版，文中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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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姚枢，真定人苏天爵（1294～1352年）的《元名臣事略》也写道：“自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版四书，田尚书版《声诗折中》、《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子弟杨古为沈氏活版，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说》诸书，散之四方。”《元名臣事略》依据的是姚燧所撰神道碑，但文字略有改动。后来许有壬（1287～1364年）《圭塘小藁》卷六《雪斋书院记》，也介绍了姚枢的活动，并提到了“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版”，明代刘昌的《中州名贤文表》又转录《雪斋书院记》，使得杨古活字印书之事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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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朝鲜著名学者金宗直跋朝鲜活字本《白氏文集》云：“活版之法始于沈括，而盛于杨惟中，天下古今之书籍无不可印，其利博矣。然其字率皆烧土而为之，易以残缺，而不能耐久。”金氏说杨惟中盛行活字，都用泥土烧成，但是据《牧庵集》原文，杨惟中在燕京出版的，仍是雕版，金氏之所以犯错误，可能是把“杨中书”（杨惟中）和杨古混为一谈，于是把杨古的活字印书加到杨惟中头上。又朝鲜本《简斋诗集》跋云：“活字版之法始于沈括，而盛于杨充，然其字率皆烧土而为之，易以残缺，而不能耐久。”关于杨维中、杨充盛行泥活字印书，未见国内记载，朝鲜学者所称，或另有根据。杨古所印的朱熹与吕祖谦的书，虽晚于周必大印书，也是中国较早的活字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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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宋元文献可见，毕昇发明的泥活字，不仅被沈括记录下来，在北宋末也为人所知，到了南宋，则被周必大用于印刷自己的文集，到了元代则有杨古印书，15世纪，这些记载又传到朝鲜，亦为当地人所熟悉。因此，毕昇的活字印刷方法在宋元时代流传应用还是相当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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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木活字（王祯、马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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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昇用胶泥活字时，也曾试验过用木作活字，但他认为木的纹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反不及燔土，不至玷污，故舍木而用泥。而正式用木活字印书的人，最早的当数元代的王祯，其时间稍晚于杨古的活版。王祯，山东东平人，他不仅是著名的农学家，又是机械学家，在印刷史上亦有重要贡献。元贞元年（1295年）起，他任安徽旌德县尹六年，生活朴素，自己捐薪俸兴修学校、桥梁、道路，教农民种植树艺，施药救人。大德四年（1300年）调任信州永丰县尹（今江西广丰县），又在那里提倡栽桑种棉，因此这两地人民对他都是口碑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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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祯的最大贡献当属《农书》。在旌德县任内时，他已开始写作此书，并计划出版。他感到这部书字数多，雕印困难，所以请工匠创造木活字约3万多个，两年完工。它的方法是先用纸写好大小字样，糊于木版上刻字，刻好字以后，用小细锯，把字一一锯开，再用小刀修成一样大小。再一行行排字，用竹片隔开来，排满一版框，用小竹片垫平，木楔塞紧，使字都牢固不动，然后涂墨铺纸，用棕刷刷印。王祯在排字技术上有所独创。他认为排字工人走来走去寻字，很不方便，于是制造了两个木质大转轮盘（如图2.12所示），依号数铺摆木字，一人坐在中间，左右俱可推转轮盘拣字，叫做“以字就人”，比起以人寻字，可减轻劳动，提高效率。《农书》卷二十二后面的“造活字印书法”把从写韵刻字、锯字、修字、造轮取字、安字，一直到印刷，有系统地记录下来，成为印刷史上很珍贵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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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祯的活字本想用来印自著的《农书》，后来调官江西，也把这副印书新工具从安徽带去，而那时江西方面已把《农书》雕成整版，并未用上。王氏在旌德时，只印过他自己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时间是在大德二年（1298年）。全书6万多字，不到一个月而百部齐成，证明活字印刷的确效率很高，这也是中国方志中最古的木活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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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祯以后20多年，马称德也用活字来印书。马氏为河北广平人，延祐六年（1319年）任奉化知州，三年中开河筑堰，兴修水利，垦荒田十三顷，大规模植树造林，还设立学校，建造藏书楼。他在任上还“镂活书版至十万字”，比王氏的木字要多三倍。至治二年（1322年）用活字书版印成《大学衍义》等书。他修的延祐《奉化州志》，可能也用新活字印成的。马氏印书是否模仿王氏，不得而知，但元代木活字流行于皖南、浙东一带则已是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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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木活字还流传到维吾尔族。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发现元代回鹘文木活字，现藏巴黎吉美博物馆。后来敦煌亦有所发现，现藏敦煌研究院。回鹘人在中国印刷术西传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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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锡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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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到锡活字版的，是王祯的《造活字印书法》，说：“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文中所说的近世，是元初，或是宋末，这比西洋用金属活字印书，几乎要早一两百年。王氏明白地说铸锡作字，可见锡字是经过造模浇铸，而不是在锡块上直接刻字，锡字能用铁丝穿成行，想必是每个锡字有小孔，把它们穿好，排在字盘内，再用界条隔开来印书。由非金属的活字，到金属的锡字，在造字工艺上是一大进步。但是由于那时没有好的油墨配合，往往印坏，因此这个新发明，只是昙花一现，未能长久流行。至于锡字创自何人，始于何地，印有何书，王氏都没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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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代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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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木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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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木活字印刷比元代更为流行，尤其万历年间（1573～1620年）印本更多。胡应麟（1551～1602年）云：“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清龚显曾云：“明人用木活字版刷书，风乃大盛。”从流传的实物来看，明代的木活字确是比较普遍。有的印本一开卷便可知其为活版，但有的与雕版难以区别。至于活字中再细分木字与铜字，自然更困难。铜版书有不少标明为铜字，而木活字本则本身很少有标明为木字的。因此对于同一印本常常是甲以为木字，而乙认定铜字，异说纷纭，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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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政府未闻用活字印书，而分封各地的藩王除大量雕印书籍，以表示其崇文好学、附庸风雅外，也有采用活字的。他们所造的多为木字，而非金属活字。宋、元有不少书院刻书，但书院采用活字则起于明代。明代私人亦有活字印书的，如南京监生胡旻即为其中之一。嘉定徐兆稷借用别人的活版，印行其父徐学谟所著记载嘉靖一朝掌故史料的《世庙识余录》二十六卷，一百部。活字版既可以自用，又可借人使用，这是为雕版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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