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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聚珍版是清代内府所造的木活字，规模比较大，它是在元王祯的方法基础上加以发展与改进的。如王氏先在一块整版上雕字，用细锯锯开，而这次则先做一个个独立的木子，把字样贴于木子上刻字。王氏削竹片为界行，而这次则先用梨木按书籍式样，每幅刻十八行格线名套版，印刷时先印框栏格子，再印文字于套格内，因此每页四周边栏接口处，不像一般活字本留有缺口。王氏用小竹片来垫版，这次则改用纸折条。王氏用转轮排字盘，以字就人，而这次则改用字柜，按照《康熙字典》分子、丑、寅、卯十二支名，排列12个大字柜，每柜做抽屉200个，每屉分大小8格，每格贮大小各4字，俱标写某部某字及画数，则知在于何屉，如法熟习，举手不爽。摆字的需要某字时，向管字人喊取，管字人听声就给他，当时认为“如此检查便易，安摆迅速”。大概摆大字书，每人一日可排二版，小字只排一版。又恐同时摆书，某一类字重复出现太多，字数不敷应用，则创为按日轮转之法，暂排别书，等木字归类后，继续排原书。印刷时如遇大热天，木子渗墨膨胀，即略为停手，将版盘风晾片刻，再为刷印。金简把办理这次印书经验写成总结，从造木子、刻字、字柜、槽版、夹条、顶木、中心木、类盘、套格、摆书垫版、校对印刷、归类，逐日轮转办法，分别条款，一一绘图说明。用这套聚珍版木字摆印，名《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如图2.14所示）。比王祯的《造活字印书法》更为详明具体，是中国活字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武英殿聚珍版在故宫西华门内的武英殿。这大批珍贵的木字久贮武英殿内，未能充分利用。后来竟被值班的卫兵们拿来烤火取暖，早已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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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介绍了简单易行的印书方法后，各地官衙私家纷纷仿效，地方衙门均曾用活字印书，印本均不多。同、光间在各省先后设立官书局，刊刻经史，多者至数百种。有人以为全部是刻版，其实也不乏活字。清代书院与明代书院一样，有的也用活字印书。清代私家木活字更为盛行，士大夫为了扬名显亲，与表彰先贤起见，往往自制活字，或借用或购买活字，来刊印自己与祖先的著作或当地的文献。还有营业性的书坊，不少采用木字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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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清代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十四省，已各有活字印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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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木活字印本除家谱外，不及雕版远甚。又活字印本数量一般亦较刻版为少，有的只刷印数部，多的也不过印数十部或百余部而已。清代木活字又印报纸，这是沿袭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后的老法。袁栋说“近日邸报往往用活版配印，以便屡印屡换，乃出于不得已，即有讹谬，可以情恕也。”乾隆初年如此，直至清末仍如此。19世纪还用木活字印《京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维新派人士在北京用木刻活字，出版一种刊物，也名《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又名《中外公报》。隔日发行一册，形式与《京报》相似，每册只有论说一篇，每期印一两千份，随同《京报》附送王公大臣；但在是年冬就被清政府封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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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活字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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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重视门阀，故谱牒之学甚盛。家谱在元、明又兴起，清代大盛行。最通行者为家谱与宗谱两名，多用木活字印。家谱与方志是中国史学中两大巨流，一是家族史，一是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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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木字家谱分布在江、浙、皖、赣、湘、鄂、川、闽等省。清代木活字家谱，以江、浙两省占压倒多数，而两省中尤以浙江绍兴府、江苏常州府为最多。这些地区多聚族而居，族权发达，几乎村村有祠堂，每姓有家谱。绍兴府八县中县县有谱，绍兴一带有专门从事印谱的工人，俗称“谱匠”或“谱师”，其中仅嵊县谱师，清末即多至一百余人。每当秋收后，他们挑着字担，到绍兴或宁波一带乡镇做谱。他们字担上的木字或称木印，只有两万多字，分大、小两号，是用梨木雕成的宋体字，遇缺字则临时补刻，字盘用杉木制，用竹片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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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县谱匠在长期工作实践中，为了把字排得更好更快，把字盘分常用字盘与生僻字盘两类，又称内盘与外盘。内盘放置常用的皇帝年号，天干地支，年月日时，长次幼男女，讳字号行，娶配适葬，一、二、三、四……数字及之、乎、者、也等虚字。外盘为便于记忆，编成“君王立殿堂，朝辅尽纯良”等五言诗二十八句。把头脚偏旁同类的字排在诗句的每一字下，如君（群）王（弄理圣王）立（产端）殿（殿殳）堂（尚掌），只要记住诗句，检字就比较迅速。这样既不同于武英殿的字柜，又异于王祯的转轮盘，在文字排列上，又突破了字典的部首常规，这种革新创造精神是很可取的。他们由五六人或七八人组成一班，内分刻字、图像、排字、刷印、打杂，而以包头（经理）总其成。工作时间视族分大小，谱中资料多少而定，少则一两月，多则四五月或半载即可完工。宁波所属鄞县、慈溪、镇海、奉化亦流行谱牒，台州、金华、衢州所属次之，浙西又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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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以常州、无锡一带为最盛。常州的排印工在清代最负盛名。包世臣云：“常州活版字体差大，而工最整洁，始惟以供修谱，间及士人诗文小集，近且排《武备志》成巨观，而讲求字画，编排行格，无不精密。”又“底刻而面写，检校为易，以细土铺平，版背折归皆便。”常州木字一头刻字，底面又写字，所以拣字归字比较容易。又用细土在字盘内铺平，作为垫版之用，以此印工被称为“泥盘印工”。因为常州泥盘印工技术高明，所以安徽人将省立的官书局——曲水书局设立在常州龙城书院先贤祠内，醵金招募梓人，自备聚珍。甚至有四川人把家谱稿本也寄到常州排印，而常州印工不到四五十天，就把《泸州南门高氏族谱》印好。常州附近的苏州府、镇江府及其所属各县也流行家谱。安徽则以旧徽州府绩溪、歙、黟、休宁、祁门、婺源六县及桐城为盛。安庆、宁国、池州、庐州四府偶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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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一般印数自七八部至十数部，或二三十部，也有多至四五十部甚至一百部的，每部编成字号，由各房珍藏。多用洁白连史纸印。开本甚大，因为木字大，本子自然随之而大，普通多为高约30厘米左右，宽约20厘米左右。绍兴、宁波一带的印本，有高至46厘米，宽至37.5厘米的。而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江西余干《黄埠徐字宗谱》竟高至50厘米，宽至33厘米，比一般印本宽大得多。清代活字家谱除木字外，又有用泥字或铜字印的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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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铜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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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政府最早制作的活字是铜字，比木字约早60年。康熙年间已有了铜字，《星历考原》、《数理精蕴》、《律吕正义》这几部天文、数学、音乐书籍，康熙末都用内府铜字排印。陈梦雷在诚亲王胤祉邸，借用内府铜字，印行了他的《松鹤山房诗集》九卷，《文集》二十卷。诗文集宋字而略近颜体，笔画较粗，与《古今图书集成》横轻直重的标准方体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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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雷，康熙九年进士，因附耿精忠被发配关东。康熙三十七年东巡，梦雷献诗，得赦还京，皇帝令其辅导皇三子胤祉读书。他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曾研精覃思，利用王府及自己藏书，编辑了一部包罗万象的类书3600余卷，名为《汇编》。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月开始，向王府领银雇人抄写，至四十五年四月全书告成。仅在5年内，完成了这部大书的初稿。五十五年进呈钦定，赐名《古今图书集成》，于同年设馆，由陈梦雷所取修书人员80人，继续增订，约于五十八年完成。陈氏《汇编》原为3000余卷。《图书集成》有1万卷，似乎是增加了6000多卷。这部有1600千万字的巨著，还是国内外学者经常使用的重要参考书。用铜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是清内府最大的印刷工程。康熙五十九年奉谕旨刷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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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称，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武英殿刻铜字人每字工银二分五厘，比木刻宋字（明体）、软字（楷体）的工资几乎贵几十倍，金属坚硬，比木版难刻，工价自然倍增。当时不说铸铜字人，而说“刻铜字人”，可见铜字是刻的。这部大类书排印完工后，没有听说再印何书，就把大批铜字藏在武英殿的铜字库，设有库掌一员，拜唐阿二名，专门管理。后来就被这些管理人员监守自盗，恰巧北京钱贵，他们怕受罚，就建议毁铜铸钱。乾隆九年（1744年）将铜字库所残存的铜字、铜盘统统销毁，改铸铜钱。后来乾隆想出版从《永乐大典》内辑出来的佚书时，已后悔无及，不得不重新雕造大批枣木活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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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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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间使用铜活字最早者，要算吹藜阁，吹藜阁主人可能为苏南常熟一带人。其印本有《文苑英华律赋选》四卷，在书名页与目录下方及卷四终末行，均有“吹藜阁同版”五字，同版就是铜版的简写，明人或写作“仝版”。书为虞山钱陆灿选，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钱氏写的自序说：“于是稍简汰而授之活版，以行于世。”封面说是铜版，他又说是活版，其为铜活字版无疑。不过他没有说明铜活字版是自己的，或借用别人的。它的出版比《图书集成》要早四十年，是清代最初的铜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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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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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铜字印书可考的，有咸丰二年（1852年）吴钟骏用聚珍铜版，印行他的外祖父长洲孙云桂所著的《妙香阁文稿》三卷，《诗稿》一卷。吴氏在跋文中称：“今岁长夏，校巡事毕，始以聚珍铜版，排次成文，印以行世。”他在杭州做官，遇聚珍版，就把它排印，可知铜字并非他自有，而是借用别人的。另一部杭州铜字本，是第二年（1853年）满洲人麟桂在浙江做官时排印《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末册有“省城西湖街正文堂承刊印”一行，是由麟桂出资，而由杭州书坊承印，书中只说用活字版印之。何以知其为铜字呢？因为它与福田书海林氏的铜版字体完全相同，以致又有人以为这部丛书是咸丰三年林氏铜版本。案林氏铜版本有《军中医方备要》，而此丛书七种中，也有这一种，两相比较，两书内容相同，字体行款一模一样，但有一两页未满行的，字数却不同，两本同中有异，可知并非一时所摆。盖一印于福州，一印行杭州，致有此微异。林氏排印的似乎只有《军中医方备要》，而此七书中每种前有麟桂题词，并无林氏之名，封面题麐月方伯集印，其为麟桂印于杭州无疑。又《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的字体，与上述《妙香阁诗文稿》也几乎完全相同，而《妙香阁诗文稿》明明是铜聚珍本，因此他们都是铜字本。杭州所用的铜字，大概就是福州福田书海林氏的铜字，至于何以他的铜字会流落到杭州，则文献不足，无从查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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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州（林春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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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书海的铜活字，为福州林春祺所造。春祺20岁时曾赴杭州、苏州读书，跟他的父亲宦游洛阳、广东。他从小就听他的祖父和父亲谈起古铜版书，常常惋惜社会上没有铜版，以致古今博学之士的宝贵著作，因无力刊版而失传。他为了实现祖父的志向，于是从18岁那年起，就捐资兴工镌刻，花了20多万两银子，辛苦了20年，终于照《洪武正韵》笔划，刻成楷书铜字大、小各20余万字，古今字体悉备，大、小书籍皆可刷印。林氏镌刻了大、小铜字多至40余万个，在亚洲制造金属活字史上是罕有其匹的。这样在制造时财力、物力、人力上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无怪他说：“为之实难，成更不易，中间几成而不成者屡矣。半生心血，销磨殆尽，岌岌乎黾勉成此。”又说：“岁乙酉（1825年）捐资兴工镌刊，时春祺年十八，至丙午（1846年）而铜字版告成。”前后经过21年，时林氏年仅40岁。林氏原籍福清之龙田，因即名此铜版为“福田书海”云。林氏所印有顾炎武《音学五书》，而所见者只有顾氏《音论》和《诗本音》两种。在《音论》卷首有林氏自己写的《铜版叙》一篇（如图2.15所示），说明造铜活字的原因和经过，是中国制造铜活字的仅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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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反面有“福田书海铜活字版，福建侯官林氏珍藏”四行。《诗本音》末记镌刊铜版姓名，有“古闽三山林春祺怡斋捐镌”字样。铜字楷体精美，纸墨精良，每页版心下方均有“福田书海”四字。又林氏所印《军中医方备要》二小册，黄纸封面题“侯官林氏铜摆本”，行款字数与前二书同，版心却无“福田书海”四字，亦无出版年月。林春祺又印有《四书便蒙》十四册，版心有“福田书海”，扉页有“考镌铜字侯官林氏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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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湾（武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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